一场本是事关利益和经济的争端，意在“保路权，争路款”的运动，顿时有了浓郁的火药味。
翻阅百年前《申报》《大公报》等报刊的影印资料可以读到，“8月24日，成都已一律罢课罢市，四门厘税亦停。”至9月13日，报载“成都附属十六州县、绵州属五县、资属三县、眉属三县俱同时罢市，各中小学堂一律罢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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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市罢课来势汹汹，但蒲殿俊的直接目的依然是索回路款而已，此时的他还在痴痴地等待着四川总督赵尔丰实现承诺，发回路款，便愿意将川汉铁路的路权拱手上交。
在成都人民公园一隅的保路运动史料纪念馆里，保路同志会的斗争史和四川政局变化点滴都被完整保存。纪念馆里灯光昏黄，偌大的展厅里只有记者一人。一片寂静中，一份1911年的《西顾报》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以索还用款为归宿，以反对国有为手段。”无疑，彼时的“保路”，仍属“和平请愿运动”的性质。
但是被一条铁路搅乱的四川已无法平静，全川142个州县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纷纷投身于保路运动之中，保路同志会的会员不到10天就发展到10万人。此刻，黄花岗起义中幸存的吴玉章也悄然潜回了四川，开始酝酿点燃川人怒火。
“成都血案”引爆巴蜀风雷
“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孙中山
一份名叫《自保商榷书》的传单，开始在川汉铁路股东大会上散发，提出川人“共同自保”、“共挽时局之危”。《自保商榷书》中喷涌而出的独立意识，让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丰惊骇不已，赵尔丰称此文“俨然共和政府之势”、“逆谋日炽”。
“从和平请愿到武装暴动，《自保商榷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陈廷湘强调，这份《商榷书》是赵尔丰下决心镇压“保路同志会”的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