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联合高中开除后，查良镛很想乖乖地当个好学生，埋头书本，不理别的事，多读点书。但查良镛所想显然与当时的特定情境难以合拍。有句话形容说：“偌大个中国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试想，大半个中国正战火纷飞，怎么可以奢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那般的宁静呢?可查良镛偏偏有这样的奢望。正值战时，又是这样一个性质特殊、使命特殊的学校，校方自然对学生颇多管束。尽管查良镛对校政一样不满，却
没有兴趣参与学生对抗校方的政治活动。
至于学生中派系斗争，查良镛更是不闻不问，避之千里。或许，少年之老成终归有限;亦或许查良镛终于悟出“读书归读书”仅仅是一厢情愿;总之，查良镛没能让自己的“不闻不问”坚持到底，并且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事情说来简单。当时学校中有不少国民党的职业学生，横行校园。一日，这些职业学生又与其他学生冲突，在人群中打了还不够，又将几名学生领袖揪到学校操场的舞台上打，说他们是“异党分子”(即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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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冷眼旁观的查良镛再也看不过眼了，便将此事向学校投诉，责问校方何以容忍那些职业学生的劣行，甚至进而与领导党务的训育长激烈争辩，态度自然“恶劣”。不闻不问倒也无事，一问一辩便出了大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