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在报告中说，这二十四次地震的文字预报和技术资料，都已整理出来，保存在乐山地震局资料室。调查报告详细列举了11起预报震例(见附表)。当时，乐山已有三分之一的观测点使用这种预测办法，本地区四级以上地震一次也没有漏报过，虚报率控制在20%以下。而之所以存在一些虚报，主要是受制于一些技术因素：仪器陈旧、复杂的频谱分析和数学计算全靠手算尺量……
樊云芳在报告中，建议国家科委尽快派综合性的科学家代表团，去乐山鉴定这种新的观测方法，并帮助他们解决在前进中遇到的困难。
就在樊提出这些建议，以求得地震预报上的重大突破时，有关部门却自毁长城，以“科学化、正规化”为由，撤销了周恩来总理亲自倡导的地震“群测群防”事业。
到1985年全国“群防群测”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共清理土地电、土地应力、土地磁观测点5688个，占当时观测点数的77.6%。一大批在“群防群测”点从事地震预测工作的技术人员，在这次清理中被“缴械”，逐渐边缘化。根据《光明日报》这份“机密”材料，笔者追踪到掌握该项发震时间精准预测技术的技术员，他因为研究成果得不到肯定、工作得不到支持，后来黯然退出地震预测领域。
回顾中国地震预测预报走过的40年，1982-1983年裁撤“群测群防”，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而1997年3月，西方学者R.J.盖乐等人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地震不能预测”说，则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地震界主流学者对于地震预报的信心。论文传到国内后，地震局内部曾开会讨论。尽管参会的大多数专家仍认为地震还是可以预报的，对外宣传仍定调于“地震不可预报”。
此后，地震局一方面坚称地震预报要继续搞下去;另一方面反复宣称，地震预报是世界性难题，漏报是正常的。借助于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述，地震部门既可以通过预报向国家要钱，又不用对地震漏报承担行政责任。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到2008年“5·12”汶川地震发生前，中国地震预报工作已处于非常危险的低迷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