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看刘文典先生在运动中的表现。反右斗争后期，刘文典被校党委内定为“中右”，校党委安排刘文典在会上作检查。起初刘文典检查“避重就轻”，表露出对其批判漫不经心。当然，这样的检查没有自己“脱裤子”，当然是过不了关的。
既然自己不肯“脱裤子”，那么组织就强行“割尾巴”了。校党委组织校员工进行一轮又一轮的“群众大批判”，由刘文典所在的文史两系教师联合揭批他。这些人大都是刘文典的师兄弟级，高校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揭批刘文典时，用词之激烈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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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无数次会议批判后，刘文典终于身心疲惫，倒了。他首次在批斗会上低头“认错”，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我的问题最严重，我需要改造”。
昔日大师，终于低下了高贵的头，完成了随波逐流的自我作践。当然，同时，他的精神和生命一起走到了尽头。1958年7月一个深夜，他突发脑溢血与世长辞。
一向刚强固执的刘文典，为什么平生第一次违心忍辱地作自我批判呢?
在《炎黄春秋》的这篇文章中，刘文典的儿子提出了与我们同样的疑问。对于父亲在“忍辱自污”，他的结论是“父亲已饱尝政治斗争的无情和人性的冷漠，已对自己的政治生命不再抱任何希望。当一个老人的命运走到如此可悲的境地，面对那些是是非非的批判及人格的侮辱不免心灰意冷。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在精神上受到无情打击必会引发脑溢血加速了他的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