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最伤脑筋是批文件。
陈永贵40岁时才扫盲，没有多少文化。当上副总理后经常要阅批文件，常常有字不认得，又不好意思老是问人家，就在房里发愣，苦动脑筋，回忆着那个字像是在哪里见过的。有一次他要在一份文件上批“待后处理”，可这个“待”字想了半天也想不起来，中央办公厅催交文件，他只好厚着脸皮问秘书“待”字怎么写，秘书告诉他，“招待所”，“接待室”，不都是有那个“待”字吗?陈永贵一听，拍了脑门一掌：“难怪面熟，果然就是见过面的。”
五、最难受的是无所事事消耗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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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刚到中央工作时，起初他和他的秘书以及警卫都住在京西宾馆，吃住一笼统。中央的领导人好像习惯了下午和夜晚办公，上午无事可干白白地消耗粮食，他心里难受极了，便背着双手不停地在花园里打转转，一副无所适从的模样。
六、最让他纳闷的是一大帮人伺候他。
1974年8月，中央通知陈永贵搬进了钓鱼台，住进了三号楼。楼里三个服务员，一个大师傅，一个司机，再加警卫和秘书，一大帮人都是伺候他的，他心里十分纳闷：“一个人怎么会要这么多人服侍呢?”不让他叠被子打扫卫生，反而增加了他心里的负担。他真想把这一帮人带回大寨去帮他种田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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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上世纪80年代末，当陈永贵生命垂危的时候，他终于恢复了自己一个农民的本来面目。他对去看望他的人说：“我梦见毛主席了，毛主席让我继续到另外一个地方给他干事。我死了以后要把骨灰埋在大寨。邓小平是好人，他没有把我给关起来，还给我好吃好住的……”
文章摘自《河南商报》2008年1月27日 作者：顾育豹 原题为《邓小平应对陈永贵时的深层考量》
“小平同志,这些日子你天天开会,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点子,我有点接受不了。”
1980年1月15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