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政治改革，通过整顿机构形成高度集权而又层叠有序的行政系统，并建立起相应的稽察问责机制，确保官僚机器高效运行，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已初具现代社会行政体制的特点。如傅维麟《明书》所赞扬的，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
二、边防新政：外示羁縻，内修守备
明中后期中国进入新的一轮寒冷期，等温线南移，明朝与北方游牧民族冲突加剧。明廷边防破败，“壕浅墙卑”，“频年寇犯如蹈坦途”(《明经世文编》卷252)，致使“父子夫妻不能相得，膏腴之地弃而不耕，屯田荒芜，……而帑储竭于供亿，士马罢于调遣，中原亦且敝矣”(《隆庆实录》卷 59)。蒙古方面则因明“各边不许开市，衣用全无”，又兼明边军不时纵火焚烧牧场，“边外野草尽烧，冬春人畜难过”，可谓两败俱伤。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长期以来，明朝面对北方游牧民族出没无常的袭扰一筹莫展。嘉靖年间兵部尚书刘焘便称“我散而守，彼聚而攻，虽称十万之众，当锋不过三千人，一营失守，则二十二营俱为无用之兵;十里溃防，则二千余里尽为难守之地”(《刘带川边防议》)。论者甚至抨击构筑边墙“殆所谓运府库之财，以填庐山之壑，百劳而无一益”(陈建：《治安要议》卷6)。
张居正入阁之后，大力推行“外示羁縻，内修守备”(《明通鉴》卷65)的边防新政，北疆形势迅速改观。
“内修守备”的重点是，加强北边防务，提高军事抗衡能力。为此张居正相继起用谭纶、戚继光、王崇古、方逢时、李成梁等著名边将，主持兵部以及蓟镇、宣府、大同、山西、辽东边务，并大力加固增设城防，修筑明长城。长城重点设防地段多用砖石砌筑，内填泥土石块，形制结构也更趋完备合理。
对于长城沿线的防守战略，张居正也有一套严密的部署。他要求“蓟人平时将内地各城堡修令坚固”，一旦“贼众溃墙而入，则亦勿遽为怆惶。但令蓟将敛各路之兵四五万人，屯扼要害，令诸县邑屯落皆清野入保，勿与之战。而上谷辽左不必俟命，即各出万人，遣骁将从边外将诸夷老小尽歼之。令大将领一万人入关，不必卫京师，径趋蓟北，伏于贼所出路。彼贼虽已入内地，见我不动，必不敢散抢。不过四五日虏气衰矣，衰则必遁，然后令蓟人整阵以逐之。而宣辽两军合而蹙击。彼既饥疲，又各护其获，败不相救，而吾以三镇全力击其惰归，破之必矣。”(《明经世文编》卷327)事实证明，蓟镇敌台筑成后，自居庸关至山海关“二千里声势联结”，“精坚雄壮”。从此“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明史·戚继光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