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她哥哥和党刊“统一”杂志主编，为她打通了直接面见党中央总书记昂纳克的门路。她来到昂纳克的秘书室，一位秘书悄悄对她说：“你的事情有门儿”，没想到她一进办公室，昂纳克便十分轻松地说：丫头，你的书可以出版了，我读了前半部，没发现什么问题。鲁特·维尔纳却没那么轻松，她直言不讳地告诉昂纳克，后半部分涉及她与福克斯向苏联提供核机密问题。昂纳克一听，顿时语塞，尴尬地说：我抽空再看看，一周后告诉你结果。
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为这部书稿召开了会议，显然还征求了苏共中央的意见。后来昂纳克通知她，书可以出版，但要删掉那些机密部分，还加了一句：这是政治局的决议。其实，党的领导层意见并不一致，马尔库斯·沃尔夫就主张不必删节，出版全本，因为当事人鲁特·维尔纳和克劳斯·福克斯都先后于1950年和1955年回到了民主德国，已无密可保。最后拍板定案的自然是昂纳克，其实主要是苏共中央。现在我国流行的就是这个“节本”的译文。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这本书是1977年出版的，名叫《索尼娅的报告》(我国译为《谍海忆旧》，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从书名可以看出，作者意在完成本应在20年前做的事情：向人民和党组织汇报自己流亡期间的经历，填补上那20年的“空白”。出乎她意料的是，这本书一问世，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响便非同一般，从前人们邀请她出席作品朗诵会，是把她视为一位受欢迎的作家，现在人们才知道，原来她不只是一位成功的作家，还是一位历经磨难的老革命，一位从九死一生中闯过来的女英雄。
从此以后，人们不再满足于听她朗诵作品，而是满腔热忱地请她讲述20年无形战线上的亲身经历，讲述她那些极富传奇色彩的真实故事。作者为此书荣获国家文艺奖金，1989年德国统一之前，《索尼娅的报告》印行50多万册，受到读者广泛欢迎，还被翻译成苏联、东欧等各国文字，成为轰动一时的读物。1980年，德发电影制片厂根据这本书拍成的同名电影，使“索尼娅”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
一波又一波的“索尼娅热”
《索尼娅的报告》出版以后，轰动了读书界，各种名目的奖项接二连三向鲁特·维尔纳“袭来”。对此她非但不感到荣耀，反而产生了厌恶情绪，她认为任何事情都不可做过头，奖掖文学艺术也是如此，做过了头就“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了，容易引起人们反感。第四次向她颁奖时，她终于忍耐不住，发开了脾气，她当众发誓，从今以后再不跟着“起哄”。这就是鲁特·维尔纳的性格，面对荣誉她的言行反倒越来越谨慎。
每一次作品朗诵会，面对读者和听众的掌声，她总是禁不住扪心自问：我是否欺骗了他们。因为在她看来，过去做过的事情不论今天看来如何惊心动魄，但那都是她心甘情愿做的，也是应该做的，今天未必理应受到人们的喝彩与推崇。更令她心情不安的是，这本书并未完全真实地反映她的经历和感受，这始终是她一块心病。她想到了死在日本帝国主义绞刑架下的佐尔格;她想到了吃尽牢狱之苦的克劳斯·福克斯;她想到了曾经与自己一起生活战斗过的鲁道尔夫、恩斯特，还有那些与自己一样历尽千辛万苦，为共产国际和苏联红军做了许多工作，却不明不白地“失踪”了的战友……她不得不删掉那些写在书里的文字，为此她感到内疚，有时甚至怀疑自己是个骗子。
1989年秋天，苏联东欧发生剧变，柏林墙倒塌的第二天，在最后一次统一社会党组织的群众大会上，年逾八旬，白发苍苍的鲁特·维尔纳当着现任党的总书记克伦茨和继任总书记克劳斯·吉西慷慨激昂地说：“过去我说过，一旦你走进党的机关，要么你得胃溃疡，要么你毁掉自己，要么你卷入权力之争。只有这三种可能性。经过了这样一场动荡，经历了刚刚发生的剧变，今天我要说：回到机关去，好好工作吧，为变革未来而工作，做个清清白白的社会主义者!我是有这个勇气的，我是乐观的。”她为之而奋斗的社会主义制度解体了，可她的理想并未破灭。德国是个有工人运动传统的国家，对于她这样历经考验的共产党人来说，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这是很自然的。为了弥补《索尼娅的报告》留下的遗憾，她找出原稿，加写了一个后记，寄往英国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