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多少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一事件发生在国共两党正在你死我活的内战初期。共产党本来就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之一，大家无不把苏联视为世界无产阶级，也就是共产党人的祖国。因此，当张学良以非法进行共产党秘密活动的名义查抄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然后又下令驱逐中东铁路苏方管理人员时，中共中央当即公开发表声明，站在支持苏联的立场上加以谴责。它根据共产国际“拥护苏联”的政策要求，号召全党及工农群众共同起来，“武装保卫苏联”。在苏联学习军事的大批中共干部，也一度由莫斯科赶往苏联远东，准备随同苏军组织对东北军的武装斗争。仅仅因为时过境迁，中苏关系后来出了问题，再来叙述这段历史，就反过来全面肯定张学良，斥责苏联帝国主义，那么，作者是否也要跟着当时的国民党来斥责当年的中共中央呢?
很显然，这是今天读者也好，研究者也好，都很容易发生困惑，甚至让自己掉进陷阱的一个地方。这里面的原因很明显，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语境，连同思维方式全都变了。如果我们不能让自己回到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语境的背景中去，就无法合理看待和理解我们所要研究的历史现象。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是，当年的共产党是公开地作为共产国际，又叫第三国际的支部在中国活动的。中共代表李大钊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上面对国民党代表的质询，就代表中共直截了当地告诉国民党代表说：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设在中国的支部，因此我们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来工作，但不可以解散中国共产党。因此，一直到1930年代中期以前，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是公开的，中共在各种场合中维护苏联的利益，或基于国际主义的原则思考问题、制定政策，也是坚定不移的。以至于，到1936年中共中央公开改变策略，主张把中国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国民党，包括许多中间派的知识分子，还会公开发表文章对中共的转变表示欢迎。
这种尴尬复杂的情况，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苏联自身的问题。苏联既是一个民族国家，又是一个阶级国家的两重性，决定了它的利益需求及其思考也具有明显的两重性。我们如果简单地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只是从今天流行的民族主义的世界观出发，一切都只从它民族国家的一面去看问题，认为所有的都是利益博弈，就难免会对很多事情理解不了，或者干脆把它妖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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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首先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党，它的意识形态核心是把人、把世界用阶级来分析，属于无产阶级或劳苦大众的，就是自己人;属于非无产阶级，尤其是属于剥削阶级的，就是异己力量。但共产党里面的人，又是属于各个民族的，共产党也都是在不同民族国家的范围里形成的，它们势必要基于自身所在的国家民族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苏联共产党也是一样。它首先是把自己看成共产党，看成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及劳苦民众利益一致的党，相信苏联既是无产阶级的祖国，又是与世界各国地主资产阶级反动阵营斗争的堡垒和大本营。因而它时时处处都会把资本主义各国当成危险的敌人，不会简单地凭借有利或不利的外交原则来行事，会用尽一切办法来保护和扶持那些国家内部的共产党及其革命力量。但是，苏联党的领导人本身又不可避免地属于大俄罗斯民族的一分子，在长期执政之后，他们无论从动员民众或个人情感的角度，都不能不更多地从苏联民族国家利益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因而也不能不潜移默化地受到民族主义倾向的影响。
我们由此不难注意到，苏联早期，如列宁时代，国际主义的特色表现得非常鲜明;到了斯大林以后，就常常容易出现民族主义的色彩遮蔽国际主义色彩的情况了。但即便如此，只要是共产党，它就绝对不可能完全变成民族主义者。它永远都会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区别放在第一位，因此它的政策永远都会有两面性。以苏联二战后的政策为例。苏联在战争期间得到美、英的大力帮助，三国元首事实上统治了世界。如果仅仅着眼于民族国家的利益，斯大林只要保持二战期间大国政治的外交关系，战后苏联就能获得和平的发展条件，并且还能继续得到美国的各种技术或财力的帮助。但情况恰好相反，战后双方很快就走向了分裂、对立和冷战。原因很简单，双方的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即使在战时，苏联对美、英的戒备也一如既往，战后就更不用说了。这种矛盾不可调和。
您说的这个两面性对于诠释中国革命中的很多问题很有用，比如在大革命期间和在抗战期间，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比对共产党的援助要多，到了解放战争初期，一开始苏联也还是和国民政府签订条约，表态支持国民政府。以后苏军占了东北后，一面悄悄允许八路军进入东北，一面碰到国民政府外交施压时又不得不把中共的武装从城里往外赶。这些是否能说明您说的两面性的问题?
杨奎松：没错。你讲的革命年代里的这些情况，有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不能忘记，就是苏联当时一直是在和一个国家的政府打交道，或搞外交。你想想，你和一个正常的国家建有外交关系，不论你喜不喜欢那个中央政府，它到底是这个国家的代表。然而你却出于意识形态及其阶级利益的需要，想要悄悄地去支持、去援助一个以推翻那个政府为目标的革命党，作为一个国家政府的苏联这样做是可行的吗?
苏联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很功利地处理国家利益的问题的。列宁时期不用说了，就是斯大林执政的早期，也照样犯过至少从苏联外交史的角度是盲动主义的错误。比如1924-1927年一直承认北京政府，又向反北京政府的广州国民政府派驻政治军事顾问，而且还以驻北京的大使馆作为指挥中心，并允许共产党、国民党利用来做庇护所。这最终给张作霖政府提供了查抄大使馆的借口，中共重要领导人之一李大钊等因此被害，大批策划和组织援助反对北京政府的秘密文件被曝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