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重庆谈判的焦点，在于如何分配东北的地盘，哪座城市为双方共管的分界区。国民党提出“哈尔滨共管，长春、沈阳归国民党”，共产党要求“沈阳共管，长春、哈尔滨归我们”，相去十万八千里。既是谈判，那就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呗。
4月24日，毛泽东在给林彪、彭真的电报中说：
一切决定于战场胜负，不要把希望放在谈判上。
枪杆子决定嘴巴子，但并不是1949年10月1日那样的“拿下中国”。这时的毛泽东，即便能想得那么远，也根本想不到那一天会这么近，而是近在眼前的现实目标：“沈阳共管，长春、哈尔滨归我们。”
5月17日，林彪向“中央东北局”转去辽东军区司令员兼3纵队司令员程世才的一封电报：
除大台山作战外，自十日至今，连续进行七日保卫战，部队没有睡过一通夜，终日作战，转移做工事，甚疲劳，所携各种子弹炮弹已耗尽了，地方对我战斗动员差，找不到担架，前线伤员运不下，西丰城严重太平景象。
严重不严重，“太平景象”都绝不止一座西丰县城。
前线伤亡严重，弹药缺乏。在大连治病的罗荣桓向苏军求助，调拨八列火车的武器弹药和药品，经海路运到朝鲜，再由铁路经辑安(今集安)、通化运到梅河口，准备转运四平。正值东北局机关从梅河口搬去长春，沙发、钢丝床都要装车运走，武器弹药撂在站台上。4月28日，遭敌机空袭，二百六十节车厢被毁，梅河口地动山摇。
和平民主新阶段了，关内已经停战了，东北也只有四平、本溪还在打仗，而且也是“最后一战”，打完就和平了。既然如此，枪炮弹药什么的，当然没有沙发、钢丝床更实用、长远了。
西边太阳东边雨，甚至“隔道不下雨”。战争与和平，无论四平、本溪怎样炮火连天，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开始了。存在决定意识。现实就这么不可思议地存在着，就这么矛盾地交织在一起。
即便在枪炮声停息的前线工事、堑壕里，官兵也在议论，说这一仗下来，若能还活着，你打算干什么呢?有的说还回家种地呗。有的说发复员费，回家开个小买卖。有的说回去先娶个媳妇，明年就能抱上个大胖儿子了。有的说还想在部队干，那就像国民党军队一样有军衔了，我能授个什么军衔呀?
这是只有在1946年春的中国才有的一种奇特现象。
从四平撤退前，林彪曾对陈沂等人说：和平空气，在今天的东北是最害人的。
5月1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电报中说：
前线———军事政治指挥，统属于你，不应分散。如因工作繁忙，需人帮助，则可调高岗等同志来助你，如前线机关以精简为便利，则照现状为好。
自1945年11月中旬奉命去辽西指挥打大仗始，林彪就是一个人带着个轻便指挥班子，在前线寻机作战。手下这些人，从李作鹏、苏静，到陈正人、陈沂，这些军政干部的职务，都与他差了一大截子。即使一年后开始署名“林罗刘”、“林罗刘谭”的电报，有些也是已经发走了，才送“罗刘”、“罗刘谭”看的。
毛泽东这段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
1945年9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在重庆忙碌一天的毛泽东已经睡了，秘书王炳南从美军人员口中得知，中央军在昆明和龙云的滇军打起来了，赶紧去报告毛泽东。从熟睡中醒来的毛泽东，想了想，道：龙云要能顶住就好了。
龙云没顶住，蒋介石收拾云南王，简直小菜一碟。但是，林彪必须在四平顶住。
中原那块敏感的部位，是轻易触碰不得的，东北却可以放手去打。“前线———军事政治指挥，统属于你”，你林彪就在四平大打特打，“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化四平街为马德里”。化成了，东北停战了，中国和平了，中原六万人自然解围了。
毛泽东的战略目的非常明确———“只要有了东北”。
马德里坚守近两年半后陷落了。四平能坚守到底当然最好了，哪怕顶上半年，也能在谈判桌上打出共产党的地位，共产党就有了东北的半壁江山。这样，背靠苏联，中共就有了自拿起枪杆子就梦寐以求的妙不可言的根据地。再向南发展，向西进关，拿下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