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蓬莱历史文化研究》方知，所谓的“吴家大楼”，不过是吴氏故宅四进院的最后一进有座二层砖楼而已，盖因当时蓬莱古城里没有楼房使然。民国十四年(1925年)，吴佩孚已经从权力的巅峰上退了下来，忽然动了修建家园的念头，原因不言自明。他派人回乡购置了县学后街故居附近的若干房舍，重新规划建设了一番。
未久，占地十亩的豪宅便傲然出现在蓬莱城北部，它南邻敕建宋庆祠堂，西傍县学，北边隔一大片荒草地即北城墙，与北城门镇海门遥遥相对，十分显赫。然而，新家园建好后，他只来过一次，即悄然返乡扫墓的那一次，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这位恪守忠孝节义的游子不想给家乡带来些许的麻烦——困窘的时候，他走到哪，“党国”的大军便追击到哪;安定下来后，家乡也没有了庇护他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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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前，“蓬莱吴子玉”是很令国人乃至世人尊重的，国内各派系均仰其鼻息自不待言，美国人的《时代》周刊，第一次在封面登中国人的头像，就把殊荣给了这个并非国家领导人的山东籍职业军人。上海出版的英文《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说，吴氏“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统一中国”。他确曾给家乡带来过莫大的荣誉。
在北洋系军人中，他先是以文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进而又以文化赢得了袍泽们的敬重。
北洋军人多不读书，所以，吴佩孚的秀才出身就成了很让哥们儿羡慕的光辉履历。在“学而优则仕”的社会里，秀才只不过是头一磴台阶，实在没什么可吹的。可在一群半文盲里，秀才成了金光闪闪的最高学历，所以，即使吴佩孚当了威风八面的“孚威上将军”后，军政界当面以“玉帅”、“吴二哥”恭维之，背后却全起哄叫他“吴秀才”;而他也欣然默认了。
后世的美国史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显然也看重这个北洋军人的文化背景，在他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中，干脆称吴为“学者军阀”。
从秀才到大帅，吴佩孚靠的是少时清贫的砥砺与传统文化的铺垫——只不过，后者把他夯得太实了。
在北洋巨头中，吴的起步太晚，故辈分不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