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开始了，我是反革命”
我离开军统局是在1946年8月，内战刚爆发，那时国共正在和谈。可是后来划了反革命，我心里觉得很苦。我在军统局就是坐办公室，译电报，没开过枪，没杀过一个人。
运动开始了，“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肃清反革命”，“整风”，“文化大革命”，一个接一个，我们这些有历史问题的人，就像在风口浪尖上的小船，随时都可能沉没。
1951年“镇压反革命”，我24岁，是镇压的对象，我把我的历史一点不保留地向杭州公安局交代了。我先是在杭州白肉市场工作，后来又到粮食局，那八年间，一直战战兢兢，唯恐丢了饭碗。
1958年杭州的政治清理运动开始了，上面点到我的名字，很好笑，他们要我“自愿”申请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动。我那时已经和杭州公安局的前夫离婚了，第二任丈夫是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也是“右派”。没办法，我们下到杭州郊区的塘栖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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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到乡下，给我们安排的房子，前面是羊圈，关着羊，羊圈后面堆着柴火，我就在柴火堆空的地方搭张床，床的后边又是羊圈，就这样与牲口为伴。
那天晚上在食堂买了晚饭，回到那个“家”，我哭了，我才30岁呀，就这样完了。
那里是水乡，去劳动都要划船出去，我五岁的孩子扔在家没人管。冬天去很远的地方修水利，晚上就在当地农民家的地上铺稻草睡，只有我一个是女的，我觉得很屈辱。
求死不得，那就求生吧
苦难的日子还在后头呢。“文化大革命”时期，真是生不如死。在我一生中，这是最黑暗的一段。
我是军统特务，当然是首要批斗对象。有一次我看到报纸上登着陈毅副总理讲的几句话，随口念出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全部要报。”因为这几句，他们把我关起来了，白天黑夜地审问，问不出名堂就动武，每天不是打就是骂。一天晚上叫我立在凳子上，把我的手反绑起来吊在梁上，再把凳子抽走，用木棍左右开弓打我。我没求饶，只喊了一声：“毛主席救救我!”
不让睡觉，只要我眼睛闭着，他们一脚踢过来。想到晚上得挨打，我就哆嗦，求生不得，那就求死吧，趁看守的人打扑克，我一头扎进屋旁边的鱼塘，被发觉了，一个男的下水抓我脚，我用力一瞪把他的牙都踢出血，结果还是被他们拉上岸。
换湿衣服的时候，当地的大娘看到我腿上没一块好肉，都掉泪了，我叫她别哭，被他们看到也是要打的。我自己不觉得痛，麻木了。
身体的苦没什么，精神折磨最难熬，我丈夫、儿子在跟我相隔一百米的地方，但我们不能相见。
挂牌子、戴高帽、游街，站在凳子上说自己是反革命军统特务。有一天游街回来，我吃不下饭，我躺在床上想，你们是爹生娘养，我也是，何苦这么对我呢?
但后来我坐起来，我对自己说：国家主席的夫人王光美也要挨批斗，我算个什么东西，我为什么不好好活下去?
我就是破罐破摔了，已经在地狱里，死也没什么可怕，不如勇敢一点。江山人脾气倔，军统的江山人，脾气更倔。我下到农村改造23年，还是很倔强，他们叫我招认，叫我揭发别人，我从来不招，没有的事情我绝不随便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