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以前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君臣之礼。忽邻勒塔大会实际上是部落联盟的议事会议。大汗相当于部落联盟的首领，虽然拥有至高的军事权力，但在礼仪上与各部落酋长仍然以兄弟相称，不存在严格的君臣上下之分。拜汗礼的实施是对中原礼制的继承，它表现了大汗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可超越的权力。这种制度即使是在元朝灭亡蒙古人退回草原后，也仍然保存着。
行政制度:自秦汉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存在着矛盾。要巩固一个地域广阔的封建王朝，必须有切实可行的行政制度以便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耶律楚材也不例外，他进行行政改革的一个最大目标是: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1231年，耶律楚材被任命为中书令，受命全权筹设中书省(中书省在金朝没有，在唐朝只是专管颁发诏令文书的机构而无行政权。在金朝与唐朝，管行政的是尚书省。)蒙古帝国开始有了中央的行政机构。中书省虽然只是秘书处一类的班子，但因它关系到发放文书、处理文件等重要事务，实际权力还是很大的。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在蒙古兴起、征伐金国的过程中，有一大批金国官将和地主武装的首领归附了蒙古，主要是汉人，也有契丹人和女真人。从13世纪20年代起，他们逐渐成为蒙古政权下新的权贵，形成了专制一方的地方势力。蒙古国时期还实行分封制。统治者把北方的一些州县分封给诸王、功臣、驸马作为“投下”。这些权贵的官职和地盘是世袭的。在其辖区内，他们集军、民、财权于一身，既是军事长官，又是行政长官，他们可以自辟衙属，任命属官，自定赋税，进行征收。这很类似于唐代的藩镇。虽然他们的献纳和军队是蒙古国财政和军事的主要来源，但其独霸一方的状态从根本上说是不利于蒙古国的统治的。并且各汉人世侯拥有一批兵农合一的依附人口和大量驱奴，这种人生依附关系强化的现象实际上是一种退步，是部落酋长制及奴隶制式的管理方式，也是蒙古早期分封制与中原封建生产关系的一种特殊的结合。
1230年，耶律楚材上书建议:“凡州郡宜令长吏专理民事，万户总军政，凡所掌课税，权贵不得侵之。”这样就使军、民、财政分开，是实行汉法的又一尝试。但这项政策受到了权贵的抵制，并且当时蒙古仍处在四面征伐的情况下，所以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只是基本做到“课税所掌钱谷”，而民、军分职的方案则不得不搁置。
1235年，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检括中原户口，得110万余户，他按蒙古传统，把76万户分给诸王、贵族，这种户称作“位下”或“投下户”其余属各级政府。耶律楚材竭力反对说“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与之。”窝阔台说:“已许奈何?”对曰:“若朝廷置吏，受其贡赋，岁中颁之，使毋擅科征，可也。”于是定下“五户丝”制，即每五户合缴丝一斤给受封者。另外，每二户出丝一斤作为国税给政府。于是把征税权夺了回来。防止了地方势力的强大。
赋税制度:蒙古向外扩张，其目的是为了掠夺。到某一地后总是把财产抢劫一空，把掳来的人民和工匠充作奴隶，按功大小分给贵族、将领。这种掠夺方式对社会生产力破坏巨大且不适合农耕经济，不利于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当时对于蒙族统治者来说，不知赋税为何物，更不知赋税对于经营中原地区的巨大作用。但是耶律楚材已经看到这一点并有了初步治理的计划。
作为一个游牧民族，蒙古统治者还不知道农业经济对经济的重要性，一些大臣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耶律楚材坚决反对，抓住窝阔台想增加财政收入以更好地推进军队扩张的心理，他说:“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