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刺前曾屡接恐吓函
中央研究院供杨杏佛平日乘坐的汽车共有二辆，一为道奇牌轿车，一为一九二九年纳喜牌蓬车，由司机强祥生及福生轮流驾驶。依惯例，星期日多由福生驾车。杨杏佛遇害的那天早晨，两辆车均停在庭前，蓬车在先、轿车在后。杨杏佛走下台阶，一开始进的是轿车，但因福生未在，就下车改登强祥生驾驶的蓬车，福生竟因此免祸。《申报》在报道中还为此慨叹“所谓生死注定者，非欤?!”
杨杏佛平日独居在法租界亚尔培路331号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国际交换处，他的长子杨小佛在南车站大同大学中学部就读，每星期必到杨杏佛寓所游玩。杨杏佛的另一个儿子才刚刚两岁，由其母抚养，住在霞飞路霞飞坊五号。1933年6月17日是星期六，杨杏佛于晚间七时左右派汽车司机驾车去学校接杨小佛过来，准备第二天一起出游，不想竟遇此横祸。
杨杏佛逝后次日，媒体在报道中附了杨杏佛的简历：杨氏原籍江西淸江县，少居扬州，曾入中国公学肄业。辛亥革命，任南京总统府秘书，嗣由稽勋局派往美国留学，入康南耳(康奈尔)大学习机械工程、毕业后又入哈佛大学商院学工商管理科。民国三年、在康南耳大学与同志胡明复等发起中国科学社。民八(1919年)回国，在汉冶萍煤铁公司担任改良会计制度，嗣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校长，并先后任兼商科主任及工厂协理。十四年(1925年)春，随总理(孙中山)北上，任秘书之职。总理逝世后，任总理葬事筹备处总干事，兼上海市党部委员。北伐进行时期，上海方面革命工作多所主持。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曾担任招商局清理事务，十六年(1927年)任大学院副院长，十七年(1928)中央研究院成立，任该院总干事。十九路军抗日时期，曾发起技术合作委员会，辅助军队准备后方技术工作，又组织后方伤兵医院，任救护工作甚力。今年与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及蔡元培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会，杨任执行委员。平生为人豪爽、待人诚摰、能诗词古文且善谈辩，前后任职均竭力奉公，于国事亦极热心，今年仅四十一岁。闻杨近曾屡接恐吓函，但均置之不理云。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这段简历的最末一句，提及杨杏佛生前曾多次受过恐吓。在当时的动荡时局中，暗杀是经常发生的事情，革命多年的杨杏佛竟亦无力自保，被革了命。
杨杏佛遇害后，杨杏佛的胞兄及其姊妹家属等，于下午先后到医院探望，哭声满院，现场充满悲伤。陆续前往医院探望的除了他的亲友，更多是中央研究院的职员。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还在杨遇害当天上午召集该院工程部所长周子竞、化学部所长王季梁、物理部所长丁巽甫、庶务主任徐宽甫、林语堂及各科科长等人开会讨论善后问题。律师吴凯声亦列席。会议开得很长，至下午六时许才散会。他们决定第二天上午十时在中国科学社举行该院纪念周时，报告杨氏遇害经过，顺表哀悼。
吴凯声律师受聘代表家属进行法律维权。蔡元培则以院长名义致电国民政府缉凶，电文如下：南京国民政府林(林森)主席、汪(汪精卫)院长钧鉴，本院总干事杨铨(杨铨字杏佛)，于今晨八时许，在法租界亚尔培路本院国际出版交换处门前，被刺逝世。特此电闻，并请急予饬属缉凶，以维法纪。当《申报》记者试图采访蔡元培时，蔡表现出感触至深、悲痛异常的神情，表示不愿发表任何意见。
蔡元培：文人遭此变故，说明人民生命毫无保障
杨杏佛所乘坐的11915号蓬车，车身弹孔密如蜂巢，租界捕房将其和自杀凶手的手枪一起留存。手枪是104号华捕在环龙路附近捡获，被当作进一步侦查的线索。
遇害当天正是周日，法院不上班。杨杏佛家属为此特别请求，请法医下午五时至广慈医院验尸，但届时检察官并未前来，遂改为次日上午十时。验尸后，即移送到万国殡仪馆装殓。捕房重视检查行人
事发后，中央研究院则大门紧闭，不许闲人进出。法租界警务当局通令所属各捕房每晚分班赴新、老租界各马路搜查形迹可疑行人，以及有无携带枪械及违禁物品。法租界捕房对此案异常重视，进行特别侦查，派出探员多名，在各相关地点进行严密布守，并对部分电话加以监视，希望在最短时间破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