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井冈山地区，大约20%的土籍(原住民)占据了大量的土地，80%的客籍(主要是客家人)被迫成为佃农，受到土籍豪绅的压迫。而袁文才、王佐出身“绿林”，作为客籍民众领袖和客籍利益的保护者，得到广大客籍民众广泛拥护。可是，由于宁冈的土客籍矛盾由来已久，且结怨甚深，袁文才、王佐作为客籍革命派首领，在革命初期与龙超清、朱昌偕、王怀等土籍的永新县委及边界特委领导人之间关系还是很好的，袁文才的入党介绍人就是龙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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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袁、龙等人都没有超脱于当地的土客籍之争，相处时间长了，他们之间的摩擦与纷争愈演愈烈，遂有“土籍的党，客籍的枪”之说。毛泽东率部上井冈后，采取了组织措施，化解矛盾，将龙超清调往莲花工作;任命袁文才为红四军参谋长，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于1929年初随红四军行动;将何长工调任宁冈县委书记;同时，对边界县、区委干部也作了相应的调整。毛泽东率主力红军离开井冈山后，1929年下半年，湘赣边界特委与袁、王矛盾开始恶化。
当时在湘赣边界特委工作的杨克敏在报告中提到：“……加速急谋能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1929年湘赣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在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也认为“……照六大会议的指示解决之。”边界特委在处理这一问题时，不仅受党内左的思想的影响，而且还带着强烈的个人恩怨与成见，边界特委1929年5月至8月边界情况的一个报告也说：“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袁、王对我们现在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象征，王在袁的影响下，亦与我们的关系日趋恶化。”由此可见，边界地方党组织早对袁、王二人深恶痛绝，埋下杀机，边界特委对这场历史悲剧应负直接责任。罗克绍事件正好是条导火线，给了边界特委以借口，这既是土客籍矛盾的延伸，也掺杂了地方党组织领导人与袁、王的个人私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