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不说邓小平到达法国时的年龄(他比同去法国的大部分学生都小两三岁)，邓的经历确实具有典型性。大部分参加勤工俭学运动的人都同样有到处奔波?缺钱花?经常搬家?读地方性中学的经历，干没有技术性的工作是常有的事情。所以作为激进分子，在1920年到1925年间，他们中有200多人都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因为这些，武力斗争是重要的一项内容。所以可以想象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国。走这条道路的大部分中国人都是满怀希望找到一个挣钱多的工作，同时又能学到知识。
事实上，20世纪初期的法国危机四伏，它不可能给外国人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更何况这些中国人通常是没有技术的，他们在中国获得的文凭也一样没有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他们只能到一些二级学校开办的专门学习班去学习，再加上生活困难，所以他们倾向于群体式地居住在较容易接近的学术机构或者能大批雇佣中国工人的工厂(如雷诺工厂)附近。居住相对集中(大部分的中国侨民住在巴黎地区)使得采取武力斗争行动更为容易，而中国的年轻人所遭遇的失望无疑也给他们提供了接受教训的平台。他们与法国工人及一些政治?工会组织之间不可避免的联系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吗?我们很难获取这些信息。在所有行动中，正如邓的情况所反映的，中国工人学生有明显的保持自我的倾向，他们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局限在侨民内部。
对邓小平这段经历的梳理同样停留在武装斗争层面。查阅这些文献，我们发现邓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萌芽于一些基础性的原始资料，这些材料大部分都来源于苏联。对邓的房间进行搜查的结果表明他和他的同志们拥有“大量用法文和中文书写的宣传品(如《中国工人》?《孙中山遗嘱》?《共产主义ABC》等)，中文报纸，尤其是《进步》——一份在莫斯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没有什么非同寻常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一些有关20世纪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东西。作为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战士，也没有任何有关他职业生涯的异常之事，加入青年团，入党，顺应统一战线需要加入国民党，最后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离开法国前往莫斯科。后来的事情可能让人感觉这是留下最深印记的最后一个时期，然而，直到邓和其他人被广泛关注，我们都不应该低估留法这段岁月的重要性，因为它发挥了一个不可缺少的引导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