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了30年，还这么热烈?”潘绥铭觉得，目前的讨论层次太肤浅，“全世界除了中国和朝鲜，大概都早就开始性教育。瑞典的性教育历史都有七八十年了，我们现在还没赶上人家30年代。”
在他看来，中国整个性教育的方向就是错误的，“从五四开始，就把性教育当作灭火器。老师并不是真不懂教学生，而是害怕学生发生性行为，自己要负责，因此最好什么都不讲。”
在潘绥铭设想的模式中，性教育应该设计成一对一咨询的形式，而不是统一的课程;性教育不应停留在生理的层面，而应该讨论如何恋爱，如何拒绝别人;应该有基本的底线教育——尊重对方，双方自愿。至于性教育的目的，“第一传播性快乐，第二防止性悲剧。要告诉孩子性是正常的，险跟炒股一样，爱情也有风险，也得谨慎。”
在刘达临看来，中国的性教育对人格教育方面远远不够重视。“他的性观念是健康的还是肮脏的?他怎么对待爱情?在这方面遇到问题要怎么处理?这对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理想、道德很有影响。”
他认为，性教育的目标，就是要提倡健康自由、合理控制的性。而健康自由的内涵则是自愿和无伤。“自愿就是性行为不受到强迫，无伤就是不要伤害自己、不要伤害对方、不要伤害社会。”他说自己既反对保守腐朽的性观念，也反对毫无边界的性观念，性教育应该在两者间找出一条正确的道路。
应该如何平衡呢?刘达临觉得这很难描述清楚，但他坚持认为——学校的性教育，应该与鱼龙混杂的社会性观念争夺学生的最后一块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