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多岁的日本老人连说带写，哼哼唧唧，要让我听懂。我感到有意思，我在日本听过一个美国人说中国相声，维妙维肖;今天又听老日本鬼子讲吆喝。我从不知买的人也要吆喝，只听过侯宝林先生说的相声中的卖方吆喝：
“你瞧我这块布，禁拉又禁拽，经蹬又经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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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老鬼子口中半个世纪前北京城里的“一大枚”是什么东西?是大洋?是铜钱?一个劳动者干一天活能挣几大枚?能否养家糊口?这些我都不清楚，也无心问他。我关心的是老鬼子在北京的所作所为。
“你为什么能背下北京人的吆喝呢?”我感到奇怪，于是向老头子提出疑问。老头子说他的上司叫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并且还会讲几种方言。1928年他当了张作霖的顾问，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后，土肥原先后担任天津、沈阳和北平的特务机关长。他在给北平的日本特色机关训话时说：“要善于交际、广泛结交中国的军政要人，就先要从中国的吆喝学起。”
“那么你所在的监狱关的都是中国人了?”对我所要知道的东西，必须单刀直入。
“那是很遥远的事儿了，我都80多岁了，我记不清了。”他的回答无疑是我的失败。
“那么，你能和我说说关于日本战犯的事儿吗?”
“你想知道哪方面的战犯信息呢?是日本国内的，还是发生在中国大陆的?”
“我都想知道。”我说。
“共分四部分，”他一边说，一边拿出一些资料做参考。
“在南京大屠杀中犯有罪行的日本军队指挥官，在1947年4月被中国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执行枪决时南京市人山人海地观看。这名日本军队指挥官叫什么名字?”他问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