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事实证明，皖南事变后中共采取尖锐对立的政治进攻策略是非常正确的。发动剿灭黄河以南中共军队的计划，主要是国民党内强硬派鼓动和坚持的结果，国民党内多数高层干部直至事变发生都被蒙在鼓里。皖南事变的真相公诸于世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41年1月12日，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并3次致电蒋介石，反对国民党当局“围剿”新四军，要求国民党当局“悬崖勒马”，“慎守总理遗训”。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在此次国共斗争中都站在中间派地位。甚至蒋介石部下的政学系幕僚派及某些重要将领，如陈诚、胡宗南、张治中等对蒋介石的反共军事行动也并不积极赞成。海外侨胞陈嘉庚等痛斥国民党倒行逆施，呼吁“弭止内战，加强团结”。国际上，苏美英等国也对国民党封锁事变消息表示极大的不满。更让蒋介石始料未及的是，日本又恰恰于此时在河南发动了新的进攻，将国民党准备进攻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反共大军打得落花流水，使国民党军队在政治上、军事上受到很大损失，蒋介石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正如毛泽东所说：“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只有军事攻势才会妨碍蒋之抗日，才是极错误政策。政治攻势反是，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故‘军事守势，政治攻势’八个字是完全正确的。”
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一再要求与共产党进行谈判。1月27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你们关于蒋介石“如不实行12条，不能恢复谈判，这个态度是完全正确的”。“我之方针是捉住江南事变及‘一·一七’命令死也不放，蒋把我们推到不能不和他对立的地位，我们领导的军队已经被宣布为叛变，我们已无任何可能再与蒋介石发生关系，除非他取消‘一·一七’命令，并实行12条，我们没有和他谈判的余地。”
刚愎自用的蒋介石怎么可能接受中共的12条呢，谈判只能告吹。为了挽回颓势，装饰门面以欺骗舆论，国民党当局用国民政府的名义决定于3月1日在陪都重庆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会议筹备过程中，蒋介石指令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等人一定要千方百计地争取中共参政员出席这届参政会。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拒绝出席参政会，坚持政治进攻的态势，争取政治上反攻的最后胜利，以争取时局的好转。2月10日，周恩来与各民主党派人士沈钧儒、邹韬奋等聚谈了中共拒绝参加参政会的方针。2月15日，毛泽东、秦邦宪、林祖涵等中共参政员致函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声明在中共提出的12条善后办法未予采纳之前，中共7位参政员“碍难出席”第二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议。2月18日，周恩来将上述公函送达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中共中央这种有理、有节的态度，获得广大群众，包括中间势力的同情。国民参政会尽管通过了包含反共内容的决议，但那只是国民党的退兵一役。在内外压力之下，蒋介石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气焰，在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绝无剿共的军事”。会后又主动邀请周恩来见面谈话，答应解决国共间的一些具体问题。至此，国共关系开始趋向一定程度的缓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