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不仅关心知识分子，还非常重视岭南的文教工作。他是新中国华侨高等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许多安排好的建设项目被压缩。在院校和专业调整中，一些高等院校或撤并或搬迁。暨南大学原创办于南京，历经多次迁徙，后来又与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合并。在1957年5月广东省政协第一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有不少归国华侨政协委员建议筹办一所新型的华侨大学。这一建议得到了陶铸的大力支持。
1958年，有关部门决定在广州重建暨南大学，陶铸亲自主持了学校的筹建工作，并兼任校长。尽管身兼数职，公务繁忙，但陶铸仍从多方面关心学校的发展。在陶铸的领导下，重建后的暨南大学各方面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到1960年，暨南大学已初步形成一所文理科兼备的综合性大学。暨南大学成为新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学府，也是新中国第一所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大学。陶铸为新中国华侨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可以说“没有陶铸办不成暨大”。
陶铸在广东被人非议最多的，一是土改，二是反地方主义
从1951年到1966年，陶铸连续在广东工作、生活了15年。他披肝沥胆，埋头耕耘，为广东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但实事求是地说，陶铸主政广东时期也曾犯过一些“左”的错误，在工作中酿成了一些冤假错案，伤害了一些同志。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陶铸与这些同志并无私人恩怨，而且有些被伤害的同志还是陶铸的战友、同事和朋友。这些冤假错案的产生，一方面是在全局性“左”的大环境下，陶铸的确难以做到独善其身，再加上陶铸历来组织纪律观念、原则性强，对党无限忠诚，对一些即使明知有错误的指示，他也坚决执行。另一方面也跟陶铸本人的工作作风、工作态度有关。陶铸一向雷厉风行，嫉恶如仇，有时态度难免有些粗暴。
陶铸的性格直爽，敢于据理力争，尤不喜阿谀奉承。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攻克漳州，时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的陶铸前去汇报工作。他直截了当向毛泽东提出希望红一军团支援两个连的枪支。被拒绝后，陶铸敢于坚持并据理力争。面对这个20多岁血性青年的背影，毛泽东不无欣赏地说：“是头牛！”陶铸是党内有名的“大炮”，有人评论其为人处事举轻若重，言外之意就是说他少见多怪，不善变通。陶铸生性耿直，有话就说，批评起人来态度严厉，不留面子，为此经常有人告他的状。对前来告状的干部，毛泽东好言相劝：“陶铸是我们党内的一头牛。牛有角，就是要拱人的。有什么办法呢？”在七千人大会上，在谈到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时，作为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讲了几句让人咋舌的话。他非常严肃地说：中央、地方责任是三七开，这种说法就不能服人。他直言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边，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不在大会上作检讨，也应作书面检讨；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是不深刻的。此话一出，全场顿时鸦雀无声。这样的“大炮”，陶铸放过多次。
在广东，陶铸被人非议最多的，一是土改，二是反地方主义。广东的土改运动，最初是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任总指挥，副书记方方具体领导。叶剑英、方方从广东的特点和实际出发，强调广东在土改中要在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土地改革法》和中央有关方针政策的同时，保护华侨，保护工商业，团结爱国民主人士，以减少土改工作阻力。他们较为温和，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在广东土改时采取缓和政策。当时北方正在进行“暴风骤雨”式的土改，中央认为叶剑英主持下的华南分局搞的是“和平土改”，是右倾的表现，因而十分不满。陶铸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从广西剿匪前线调到广东，接替方方主持广东土改的。为了改变“和平土改”，中央还从各地补派了1000名土改干部指导广东土改。
陶铸奉中央命令，赴粤后首先整顿了土改队伍。于是，一大批对地主不够狠，或较为公正，或被认为历史有问题的土改干部受到迫害或处分，还有些人被开除公职。在陶铸的领导下，广东土改开始盛行一些“左”的做法，这使本来就已十分紧张的土改气氛进一步加剧。新一轮土改从1952年春夏开始，激烈的运动和斗争，几个月时间就造成了更大范围的伤害。大批过去多少受到保护的华侨被打成地主、富农，许多人被剥夺了财产，造成大量逃亡和自杀现象。
陶铸在广东另外一个为人诟病较多的是反地方主义问题。广东先后经历了两次反地方主义。在运动中，一大批干部被当成地方主义分子被打倒被迫害，有的含冤而死。在反地方主义问题上，陶铸的确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但把所有的过错都算在陶铸身上显然也有失公允。作为地方领导人，陶铸必须服从中央的统一安排，他领导的中南局必须听命于中央。
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回忆起父亲在广东的表现时说：“当时政策非常‘左’，他还极力想纠正过来。所以每一次都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每次运动来的时候，他不得不执行，但稍微有点放松，他马上就转向，马上就改，比谁转得都快。我觉得父亲在广东15年的工作应该是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