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与帮会长期合作的历史固然重要，但它还不是困扰毛泽东的根本原因。
由于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联合政府，就使得对付反革命的问题变得十分复杂。1949年初，毛泽东在对苏联人解释他的想法时就明确讲过这个问题，他说：如果建立一党政府，这样做就容易得多；如果建立联合政府，那就“必将带来麻烦”，因为共产党必须要顾及其他政党的态度，而不能简单地依据自己的意愿来行事。
年6月，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书面报告中肯定了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但在口头解释这个报告的思想时，却明确告诉与会者，当前一切工作的重心，还是在“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对于全党都十分关注的肃清反革命工作，他解释说：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而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也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包括一部分农民也不满意我们。
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不要四面出击”，“不可树敌太多”，要分清轻重缓急，“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
千载难逢的机会
然而，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北朝鲜人民军迅速败退，中国被迫入朝作战，彻底改变了肃反工作缓慢推进的局面。
年10月8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命令东北边防军改组为人民志愿军，准备入朝参战。第二天，毛泽东就把罗瑞卿、彭真等人请进了中南海。毛泽东说，中央军委已经决定出兵朝鲜。但是，国内还广泛存在国民党残余势力，特务、土匪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活动猖獗，想听听公安部的打算。
罗瑞卿回答说，公安部已研究决定，对反革命分子需要“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对此，毛泽东很满意，要求罗瑞卿与彭真连夜起草一份镇压反革命的文件，这就是著名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与此前的“消极态度”不同，毛泽东对这次镇反运动非常关注。他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解释说，在此之前为什么不能大量地镇压反革命？是因为时机不成熟，我们的财经问题还没有解决，同资产阶级的关系还比较紧张。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提出大量镇压反革命，是不合适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抗美援朝战争也打起来了，因此，“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罗瑞卿，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与此同时，刘少奇也说：“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言下之意，即使没有朝鲜战争，帮会势力作为反革命势力的一部分，依然会被铲除，差别仅仅在于时间的早晚。
布局
“双十指示”发出后，罗瑞卿立即组织公安部全面落实镇反运动，消灭帮会势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工作。
年10月16日，在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罗瑞卿说：“华北有的党支部领导权已经落入会道门之手，民兵中亦有会道门……山西就有一百万人”，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一是我们抗美援朝的方针，更便于进行肃反；二是党委领导要加强；三就是不要搞”左“了，要有计划、有秩序地去做，不要夸大敌人。”
按照罗瑞卿的计划，镇反运动分为三个阶段。1950年10月--1951年10月为第一阶段，配合土地改革，集中力量打击土匪、特务、反动党团及恶霸势力，在老解放区开始取缔反动会道门。1951年10月到1952年10月为第二阶段，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内部肃反，清除政权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在新解放区则以打击反动道会门头子为主，结合肃清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1952年10月-1953年10月为第三阶段，主要的任务就是彻底取缔反动会道门，消灭反革命势力滋生的社会土壤。
根据这一思路，罗瑞卿决定首先在老解放区完成取缔会道门的工作。在他的指导下，1950年11月12日，山西省展开统一行动，全面取缔会道门。几天之内，逮捕了点传师以上职业道首2050人，破获密室暗道93处，缴获没收大批反动文件与粮食财产，“给了一贯道领导机关以摧毁性的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