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表态：“七月几仗虽减员较大，并未妨碍战略任务，目前整个形势是有利的。”
在粟裕发出引咎自责、请求处分的电报同一天，谭震林写了一封长信给粟裕，真诚地说：“在这一年多的自卫战争以来，使我觉得必须给你一些帮助才对。”他从苏中战役讲起，认为粟裕“在军事上常常粗心大意，缺乏远见”，“常常只看到一二步”。关于几仗没有打好的原因，谭震林在信中说：“如果拿五仗未打好的主要原因放在乐观这点上去检讨，是不能把问题彻底弄清的，也说服不了下面的同志。故(固)然我们受到了这些挫折，这只能是给蒋介石有一点喘息的机会而矣(已)，并不能挽救他的死亡。我们很耐性的休整一个月或两个月，把损失补齐，把战术提高一步，将来不仅是一只猛虎，而且是如虎添翼，蒋介石又有什么办法呢？所以我们不能因此得出一个蒋介石了不起的结论，当然轻视他是不应该的。”
谭震林把这封信首先送给陈毅，并请陈毅转交粟裕。陈毅当面看过后，认为“对粟有帮助”，当天就把谭震林的信转交给粟裕，并邀粟裕彻夜长谈。
粟裕反复看过谭震林的信以后，认为有许多问题需要与谭震林讨论。但由于谭震林已经率领第二、第七纵队转移到胶东地区休整，于是粟裕写了一封复信寄给谭震林。信中说：
“你们都不同意我那电稿上的意见，而认为‘是军事部署上的错误与战术上的不讲究’。我承认军事部署上确有错误，战术上确很低劣，这些我应负其全责。但我仍认为‘过分乐观’是南麻、临朐战役未能取胜的主要原因，至少是主要原因之一。由于过分乐观而发生轻敌，由于轻敌而企图‘啃硬核桃’，企图‘一锅煮’，企图歼灭十一师后乘胜歼二十五、六十四等师，而与叶陶各纵会师蒙阴。因此部署上就以攻坚为主，而不以打援为主。这种乐观，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但我觉得你比我和陈军长(陈毅)更乐观，而有过分乐观的表现。”
复信最后表示：“总之，自卫战争以来，一切军事部署上、战术指导上的缺点、弱点和错误，我应负其全责。今后当遵照你的来信及时地加以改进，并诚恳地接受你对我的帮助，还希望今后毫不顾虑地对我不时地提出批评和给我以更多的帮助。”
8月6日，中央军委发来对粟裕请求处分电的复电：“粟裕同志支午电悉。几仗未打好并不要紧，整个形势仍是好的。请安心工作，鼓励士气，以利再战。”同日稍后，中共中央华东局复电粟裕：“二十年革命战争中，你对党对人民贡献极大。近两个月来的战斗，虽未能如五月以前那样取得伟大胜利，却已给敌强大杀伤。近月来伤亡均较大，主观上虽可能有些缺点，但也有客观原因。只要善于研究经验，定能取得更大胜利。”
看到中央军委和华东局的电报，陈毅有感而发，于8月6日致电中央军委：“我认为我党廿多年来创造杰出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并肩迈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我们对战役指导部署历来由粟负责。过去常胜者以此。最近几仗，事前我亦无预见，事中亦无匡救，事后应共同负责，故力取教训以便再战。”
8月11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和饶漱石，认为陈毅8月6日的电报“所见甚是，完全同意”，并指出：“七月几仗虽减员较大，并未妨碍战略任务，目前整个形势是有利的。”
粟裕认定：“我们当年执行军委分兵的方针是必要的。”因“七月分兵”迭遭挫折的粟裕，后来在谈到“七月分兵”时认为：
当时正处在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转折过程中，我军在全国范围内已经转入战略进攻，敌人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地位。但是，敌人在兵力数量上仍然占有优势，因而在局部地区（例如山东）仍可保持强有力的进攻。所以，我们的战略进攻有自己的特点，而不能和苏联斯大林格勒战役后的反攻形势一样，完全以压倒的优势把敌人一直压下去。我们的基本方针是把战争引向蒋管区，打乱他的战略部署，不断消灭他的有生力量，不断扩大解放区，缩小蒋占区，争取我军的全部优势，最后达到消灭全部敌人、取得革命完全胜利的目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几仗没有打好就忽视“七月分兵”以后取得的胜利，更不能由此得出悲观失望的结论。同时也要看到，我们还没有取得绝对的优势，在前进道路上还有困难和曲折，而不能过分乐观。南麻、临朐两仗没有打好的主要原因，就是把整个局势的可以乐观与当面情况的仍然严重混淆起来了，产生了轻敌骄傲情绪，总想来个“空前的空前”胜利，放松了主观的努力，造成了某些错误。
1947年9月3日，在外线出击的紧急进军途中，粟裕在华野直属队干部大会上作《关于七月份作战检讨和今后反攻形势的报告》，对上述观点作了系统的阐述，对“七月分兵”以后的经验教训作了理论的概括，对战争规律的探索又前进了一步。晚年，回忆起“七月分兵”，粟裕这样写道：
我们当年执行军委分兵的方针是必要的。如果我们将眼光局限于山东，在内线坚持几个月当然是可以的。因为当时山东还有50多个县城在我手中，而且连成一片，胶东、渤海、滨海三个地区还可以回旋，在内线歼敌的条件还是存在的。但是，刘邓大军在6月底将南渡黄河，军委已经告知我们，我们必须以战斗行动来策应刘邓大军的战略行动。当然，策应刘邓大军南渡可以有另一种方式。如果我们在7月初能集中兵力打一个像孟良崮那样的大仗，将敌人牵制在鲁中，对刘邓大军的配合将是有力的。无奈当时难以肯定数日内必有战机出现，而刘邓大军按军委规定日期出动，我们不能以作战行动作有力的配合，这对全局是不利的。这就是我们立即执行军委分兵的指示的主要原因。同时，集中与分散是兵力运用上的一对矛盾。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我军的作战原则。所以集中是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并不排除必要时的分散，分散也是对付敌人的一种手段。孟良崮战役发起前，1947年5月上旬，军委曾指示我们不要分兵。我们遵照军委指示改变了计划，但当时我们也不是绝对不分兵，而是留下六纵隐伏于鲁南。后来这一着在孟良崮战役时起了重要作用。我们分路出击，就可以将敌人扯散，而我军则可以由分散转为集中，以歼灭孤立分散之敌。也就是先以分散对付集中，再以集中对付分散。后来战局的发展果然如此，沙土集战役就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的。
1947年9月上旬，山东省郓城县沙土集一战，粟裕“以集中对付分散”，集中三个纵队共八个师即四倍于敌整编五十七师的优势兵力攻歼，以三个纵队加一个师即超过主攻部队的兵力阻击援敌，并以一个纵队作为战役预备队。结果，一战歼敌整编五十七师师部和两个旅共9500余人，其中俘虏7500余人。沙土集一战，改变了陈毅、粟裕部的被动局面，迫使国民党军从山东内线战场和刘邓大军周围抽调回四个整编师。此后，在辽阔的中原地带，一个影响到整个战争进程的新局面产生了。
如今，军史研究者对“七月分兵”的评价趋于客观：“这段时间内，华野对国民党军的作战虽然战绩不太理想，但这是大反攻初始山东战场向敌主动进攻的作战，其意义是重大的。同时，这次分兵出击，为后来华野分为东、西线两个兵团作战作了准备，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