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以后，洪朝林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就此下落不明。洪朝林的母亲情知“儿子多半死在外面了”，无奈认了村里一个孤儿作义子，为自己养老送终。如今，洪家养子也已到垂暮之年，卖掉了洪家祖宅后，住进了浦江县敬老院。
“他家收干儿子、卖房的契约都是我执笔的。”洪才水说。
两天后，马琼芳向记者发来短信：确认洪朝林已于1959年1月在我院病故。
“胆小怯生”的学生兵
在湖州三院里保存着档案的志愿军精神病人中，像洪朝林、马玉堂这样的“国民党被解放官兵”并非个案，他们都是被国民党方面强抓壮丁入伍的农民。
并且，无论有没有旧军人经历，这批病人中绝大多数军龄不超过5年，除去发病到久治不愈退役休养的2-3年，正常服兵役时间往往也只有2-3年甚至更少。
Rache比较了新兵与老兵、未受过军训者与受过军训者、普通部队与精锐部队的“战争应激反应”情况后，证实前者发病率均比后者高。
另一个可佐证该项论断的事实是，这批病人中的少数“学生兵”，没有念完中学就直接参军上了朝鲜战场，从入伍到发病时间通常不超过1年半。
“学生兵”吴曾规，1950年参军，服役于志愿军第26军。从此与家人音信断绝。
这支部队于1950年11月开赴朝鲜，略晚于洪朝林所在的40军，也是第一批踏入朝鲜战场的志愿军。
在姐姐吴玉华眼里，吴曾规是一个“胆小怯生”的孩子，竟然主动报名参军去朝鲜战场，这让全家人都感到意外。吴玉华认为，弟弟是受了“当时全国上下热火朝天的报名参军潮”鼓舞。
吴玉华也谈到，当时母亲很担心，觉得吴曾规完全不适合上战场。但“看看到处都在宣传参军报名”，又想想儿子也是“为国效力，参军也是好事”，就同意了。
直到战争结束，吴家仍然没有吴曾规的音讯。多方打听后才得知，吴曾规可能在浙江省第五康复医院里。
于是，吴玉华在1956年去信查询。院方回复“请来院当面确认”。
“他恍恍惚惚抬起头，迟疑了片刻，叫了声姐姐”。吴玉华悲喜交加，欣慰弟弟总算还认得“一直和他感情最深的姐姐”。
1952年10月，吴曾规在朝鲜战场上被炮弹弹片击中头部，“脑子也震坏了”，在东北陆军医院几经医治没有起色，只好转回浙江。
这一面，成为吴玉华和弟弟的诀别。
两年后，久病不愈的吴曾规病故于湖州三院，吴玉华去医院带回了弟弟的所有遗物以及骨灰盒。
在湖南常德精神病院里休养的志愿军女护士长凌小云，与吴曾规情况大体相似。她在上甘岭战役中抢救伤员时，被炮弹削去半边头盖骨。凌小云大难不死，但大脑功能严重损坏，记忆永远停留在了20岁。
遗忘与关爱
从吴玉华找到弟弟，到弟弟去世的两年时间，因为“家里上有老下有少，又要工作养家”，即便是“和弟弟感情最好”的吴玉华，也没有再去看望过弟弟。
和亲友断绝了联系，几乎是这群志愿军精神病人的常态。
常年照顾胡久昌的护工徐成役说，上一次有老兵家属来医院，还是几年前一位老兵去世时。“在医院十几年，我就没看到过有谁的家属来探望的。”
不过，在垂暮之年，湖州三院里的老兵们得到了一份迟来的关爱。近年来，湖州地方政府为在世的老兵承担了每人每年40万人民币的全部生活、医疗开销。马琼芳说，十年来，湖州地方政府党政领导也会在春节及建军节时来看望老兵们两次。
只是，无论多少拨款支持，或是领导多关爱，都改变不了老兵们的结局，他们终将在混沌中，带着寂寥和孤独，长眠于3公里外碧浪湖畔的湖州烈士陵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