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后来成为香港“金牌编剧”的梁立人、“乐坛教父”罗文、“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也先后偷渡逃往香港。刘梦熊回忆自己偷渡经历：走了六天六夜到海边，天黑就下水，游到天亮还没有上岸。巡逻艇追上来了，他一边划水一边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鼓励自己游过海。
这些被发配到穷乡僻野的知青，由于物质与精神生活都极度贫困，他们不堪忍受重体力劳动与离乡背井的苦楚，便不顾一切地扑向香港，成功者毕竟是少数。有偷渡客说，香港很好，却没有自己的位置，漂在那里没有根。相对于时下流行的“北漂”、“南漂”来说，偷渡香港的这群知青，很早便已是“港漂”了。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1976年“文革”结束，大陆民众从极端的政治高压中解脱出来。沿海一带，老百姓们通过境外的亲朋好友接触了更多的信息，加上阶级斗争的枷锁开始松懈，一种前所未有的躁动在民间浮现出来，“逃港”高潮却再次突如其来。
较之以前，“文革”刚刚结束的“逃港”风波，人员更广泛、势头更迅猛，甚至引发了局部的社会恐慌。“文革”中，“逃港”人员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即困难群众、知识青年和“阶级异己分子”。“文革”后，不少普通市民、基层干部，甚至一些十多岁的中学生都加入了这支队伍。
在广州，各个收容所中便经常能看到成群结队的因偷渡而被遣返的少年。在珠三角很多地方，“偷渡”更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
广州番禺县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乘船外逃之时，竟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饯行。惠阳县的澳头公社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党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1977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将视察的第一站定在广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与他同行。当广东省主要领导向邓小平汇报情况时，“逃港”作为一个重大的恶性政治事件被捅了出来。正当广东的同志忐忑不安地等着指示之时，邓小平却出奇的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缓缓地转过身来，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对越演越烈的“逃港”，当时的边防几乎已无能为力，如果再加强力量，从全省甚至全国调集军警过来，势必造成不良影响。除了给国际社会留下不好的印象以外，更重要的是，大规模的武装拦阻搞得不好有可能引起民愤，形成突发的群体性事件。
邓小平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发展经济，“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当时，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近100倍。在一些地区，普遍流传着“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的说法。这也诱使许多人“前赴后继”般逃亡香港。仅1978年，便发生“逃港”事件9.7万多人次，逃出1.8万多人。耐人寻味的是，香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过去的。
中国最高决策者从“逃港”这一历史怪圈中再次认识到，光是靠“堵”是堵不住的，必须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出乎意料的是，一场新的“逃港”潮再次席卷而来。
“解放军上去，把口堵住”
1979年春节前后，广东高要、四会等县，因谣传“边境开放”，有几千群众拖男带女，涌向广州火车站，要去香港。顺德、南海等县，也谣传“边境开放三天，花30元港币可买票去香港”，造成连续几天都有几百群众在广州火车站吵闹纠缠。
在广东一些偷渡外逃严重的地方，各种谣言更是满天飞，什么“边防口子开放”，“广东要放100万人去港”，“中越边境打仗，部队调走了，再不跑，以后就没有机会了”等等。
那时，来自各地的偷渡客都是背着一锅饭来的，当时深圳所有食品杂货店的饼干面包都被买光了，连咸鱼都断货。据统计，1月至5月份，广东省共发生偷渡外逃11.9万多人，逃出2.9万多人，人数超过历史上最高的1962年。这一年的春夏之间，尽管设立了70多个哨站，日夜加强巡逻，外逃偷渡的人依然如永不退潮的潮水，不断涌向边防卡哨。
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如数十条汹涌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当时正值水稻插秧，在地里的农民一听说“边境开放”的谣言，脚都没洗，走出稻田，回家拖儿带女就往香港方向跑。为了堵截偷渡者冲关，港英当局差不多动用了香港警力的整个家底，还出动了7架直升飞机，2艘军舰，军警4000人，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海陆空立体巡逻。
此次外逃的不仅是普通百姓。深圳自1978年以来，有119名干部和193名干部子女，经申请批准，以“合法”身份去了香港，全市干部逃港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发生子女外逃问题，共逃出56人。造成了“有权的批出去，有钱的买出去，没权没钱的逃出去”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