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丽芳的女儿马嘉媛出生在1969年，当时山上的小学只能办到4年级。马嘉媛兄妹三人小学4年级以后，就到山下学校就读。
1980年代初，由于港台“送炭到泰北”活动的兴起，台湾方面开始关注到泰北孤军的艰难，每年提供几十个名额，奖励优等生到台湾上大学。常丽芳的两位哥哥都是赶上了这项资助，得以到台湾读大学。
然而到了马嘉媛中学毕业时，泰北华人入台规定却变了：没有华侨身份或泰国公民证的人，不得在台湾升大学。
尽管马嘉媛一满15岁就去申请入籍，但申请了三年还没走完泰政府繁琐的程序。和她一样没有拿到公民证的同龄人，在泰北的唐窝、美斯乐、满堂村等地区还有很多，不少人靠买假护照入台。
由于无法升入台湾的大学，马嘉媛在当地打工。那几年，哥哥们已经在台湾读完大学，拿到了台湾的身份证。这意味着，他们在台湾有了合法的身份，可以公平地工作、参与社会竞争、成家立业、购车买房，享受健保（即医保）。
马嘉媛终于拿到“泰国护照”时，已是1989年。她来到台中就读商专补校，然而，三年后当她从补校毕业时，台湾的政策又变了--持护照的学生不能再申请台湾身份证。台湾方面希望持护照者学成以后能“回到侨居地，在侨居地学以致用，发扬中华文化”（马嘉媛《我的经历》）；更何况当时很多孤军子女手里拿的还是假护照，一经查出就没了任何法律保护。就这样，一批批命运相似的“马嘉媛”滞留在台湾，不能合法打工，也没有护照回泰国，成为新时期的“孤军”。
1995年，台湾星光出版社将回台孤军子女的文章结集，出版了《孤军后人的呐喊--我们为什么不能有身份证》一书。其中一位名为陈绍良的男青年写道：“撤军到台湾的子弟，政府照顾得很周到，撤军到泰国的子弟，回到台湾就让我们自生自灭，这合理吗？本来我们这群孤军后裔想去找民进党员来帮我们处理这件事，可是我们想一想，我们是国军子弟，父亲们为了保家卫国，奉献了一生……所以我们不能这么做。”他已然无意中记录下1992年民进党对国民党所构成的威胁。
两蒋时期忠贞地受命于“复兴”的军人及后代，在孤苦中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对“中国人”这一概念的认同。
然而，2000年以前，国民党对孤军后人身份合法化的吁求反应迟缓。等到民进党上台，陈水扁推行“去中国化”，又岂能容得下国民党孤军后人居留台湾呢？直到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这一历史问题才被推进了一步。
天地国亲师
今天的泰北，华人的生活业已发生很大变化，禁毒后的美斯乐，果林茶园成为支柱经济，这块建有皇家佛塔的风水宝地已成国际观光区。
一些经济相对富裕的家庭希望孩子们在曼谷、清迈或国外的大学毕业后，回家创业。第二代积累下的财富，第三代正在用于求学。更多的家庭是希望孩子能在外面多挣些钱，家里可以盖起楼房，买得起汽车。
在美斯乐，每年都有不下20户人家往曼谷输送大学生，他们有的从曼谷毕业后又出国留学。从曼谷或清迈的大学毕业后，只有少数孩子愿意回美斯乐来创业。毕竟在曼谷工作机会多，会华文的学生又能找到一份月薪七、八千或上万泰铢的工作。
随着泰北生活的改善、孤军子弟在泰国就业机会的增多，自然地挽留住一部分华人青年。看到收入水平与台湾相当，他们开始也像老一代那样，愿意落地生根。
泰北的中国人家里，都供着“天地国亲师”的牌位。他们看上去比中国大陆更恪守这种人类敬畏与感恩的传统，历史与现实，又将泰北华人的家国概念塑造得层次丰富。
两岸和解启动以来，孤军第二代中很多人都参与过和大陆的商贸来往，第三代的发展方向变得多元。一位开茶社的老板告诉我：“孩子发展由他们自己定了，想去大陆发展也行，你们两岸都开始和解了，我们还怕什么；到台湾也可以；留在英国也可以。到清迈也没问题，那儿房租比台北低。回到美斯乐？当然好啊，这里有家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