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利用每次参加军警宪特召开的联合会议之机，将军统、中统特务头子们的发言整理成纪要，送给周立浩。周立浩通过这些纪要，将那些有价值的情报整理出来，送到开原情报站。据此，我们就能发现，国民党掌握了我们多少情况或线索，这对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部署十分有利。
此后，陈继又利用同乡的关系，将我们的地工田春和送进207师师部电台做机务员。在此期间，田春和向我们送出了不断更换的电台新密码及抚顺地区城防图等重要军事情报。其后，田春和又通过印刷厂厂长的哥哥，仿印了剿总司令部特务证件，为“方涛组”传递情报打开了方便之门。
艺术界常说的一句：艺多不压身。如果用在特工身上，就会给走在刀尖上的自己带来更多的胜算把握。陈继有一手木刻的绝活，周立浩的身份证、记者证的印章，都是经陈继之手炮制出来的。印制出的证件，达到了足以乱真的程度。
特工人员最好的素质就是将自己的“能量”释放得无限大，陈继就是这样一位特工。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搞到情报的机会。陈继一位蒋姓同学在国民党剿总当书记官，他就利用这一关系搞到沈阳城防工事部署图，有了这张图，蒋军在城内及郊区设立的每一个碉堡方位、堡内军官姓名、火力配备等都为我所掌握。
说起林立雄，苏仲武第一次前往开原送的情报就是他提供的。林立雄毕业于黄埔军校十七期步科，这是国民党军队中的金字招牌。有了它，就可以自称为蒋介石的学生。苏仲武第一次前往开原，就在曲折辗转的途中，被我方的战士当敌特分子给捆了个五花大绑。原来，在1948年4月中旬，他受周立浩之命，前往清原给高宇民送情报。当这位疲惫不堪的瘦瘦的青年到村边的一户农民家要水喝时，被突然闯进来的解放军战士给押到连部。尽管苏仲武一再强调自己就是一名记者，到此是来探亲的。苏仲武从连部审到团部，都没有结果。不得已，便对审讯的团长说：我的亲属在县公安局工作，叫高宇民。团长恍然大悟，这是从沈阳来的我特工人员，命战士赶紧松绑，吃饭休息。第二天，团长给苏仲武开了路条，沿途由民兵护送至开原。就在苏仲武到达清原时，高宇民所领导的清原联络站，刚刚迁往开原与程光烈情报站合并。见到高宇民时，苏仲武把小棉袄边拆开，拿出了缝在上面的小纸卷。是几张写满情报的美浓纸。
程光烈受东社部的派遣，于1948年3月19日从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启程前往开原，此行主要任务是建立我方的情报站。当时在沈阳周边已经有两个情报站，一是法（库）铁（岭）站；二是清原站。两个站都配有电台。但是这两个站地理位置较偏，常常是六七天沈阳的情报人员才能来此一趟，在瞬息万变的战争年代，情报工作的滞后，往往会因贻误战机输掉已经取得的胜利。
程光烈同志经过实地考察，认为开原有比上述两个情报站更为有利的条件。一是解放军第十纵队队部驻扎在开原老城，治安状况良好；二是开原位于铁岭北三十公里，中间有敌我双方哨卡，铁岭沈阳之间，每天通火车多次，每天有成百上千人来往于开原铁岭之间。有开原铁岭两县的邻村村民，有从敌区来的学生、青年职工，有从我解放区去沈阳的长春难民。更有来往于两地的商人。因为双方都需要对方的物资，所以商人们来去自由。这样的条件，对于掩护我们情报人员往来，是再好也没有了。但是当时程光烈只带一名干部和一名警卫员，人力不足，又没有电台。虽说可以通过十纵队的电台通报，但终究是间接的，总不如自己有方便。于是程光烈便向东社部汇报了自己的想法。
社会部根据程光烈同志的建议，同意把清原站迁到开原，两站合一，开展工作。开原情报站组建后，站长程光烈与高宇民首先研究了周立浩这一组成员的人员构成，认为他们会在军事情报方面有更大的发展，这对于战争期间的我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于是向周立浩下达了组织上的决定，将军事情报的收集工作作为这一组的中心任务，并给周立浩这个谍报组命名为“方涛小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