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中双方对于执行各自承担的义务都非常严肃认真。例如，1951年苏联企业向中国供货严重拖欠。我报告了斯大林。之后采取了严厉措施，撤了十来名部长和副部长的职。此后，严格执行对中国的供货协议便成了不可违反的法律。中国对于履行自己的义务也是持这种态度。这可以举一例说明。50年代，苏联缺少可兑换的外币，我们请求中国用外币支付一部分我们供应的货物。中国每年向我们提供1亿至1.2亿美元，这笔钱主要来自国外的侨汇。1959年至1960年，中国侨汇情况严重复杂化，便向我们提供黄金，由我们拿到国际市场出售，从而弥补了苏联外汇的不足。这些事实都证明双方合作是如何密切，它对双方又是何等重要。
第二，谈谈共同舰队问题。我们并未提出共同舰队这一特殊任务，然而，1958年赫鲁晓夫不得不为此问题专程前往北京。尤金大使报告说，毛泽东表示：“由于发生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需要讨论，他本人愿意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去莫斯科。但是，现在他因健康状况无法成行。”收到这份情况报告后，赫鲁晓夫决定最好由他本人访华，时间定为1958年7月底到8月初。代表团成员有苏联海军参谋长、我及其他同志。
应当指出，在此之前，中国领导就已决定在华南地区建立一座大型无线电台。我们对该电台有兴趣，因为它不仅可以使我们能够向亚洲一些邻国进行广播，而且能够同我们的太平洋舰队保持无线电联系。
当时尤金大使在莫斯科，他见了赫鲁晓夫。在谈话中他得到指示：同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触时，可以问问能否共同建设和使用上述无线电台。同时，指示他询问一下苏联潜艇能否进入中国港口并在其中停泊。
根据各种情况来看，尤金未能完全正确领会给予他的指示，而向毛泽东转达成：我们对于利用中国的军港感兴趣。毛泽东把这种提法理解成是带有侮辱性的，是对中国独立、主权的侵犯。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像上面所说的他本人要去莫斯科亲自澄清已经积累起的严重问题；也正因为如此，赫鲁晓夫也才不得不前往北京。
赫鲁晓夫在同毛泽东会谈中，很快就澄清了关于苏联潜艇进入中国港湾的问题。赫鲁晓夫说，苏联大使把领导上请他转达的指示理解错了。尤金本来身体就欠佳，不时患病，听到赫鲁晓夫讲这番话时，心脏病发作，好不容易才将他活着送回苏联。此后，他再也未能回到中国，他的大使职务实际上也就到此结束了。
至于说无线电台问题，苏方在会谈中的立场是：因为我们想利用该电台，所以愿意支付电台设备费用的50％，以换取在10年中使用该电台的权利。曾经设想，苏联专家应当同中国专家在电台里一起工作。中国拒绝了这个方案。声称：中苏关系是极其密切的兄弟般的关系，既然如此，中国人不想小里小气，如果苏方想使用，中方准备无偿地提供给你们使用的权利。稍后，中国人的确建成了这座无线电台，而苏联确实也使用过一些时候。后来，苏中关系恶化了，我们自然也就停止使用了。
第三，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严重分歧。在1958年夏天的会谈中，和平共处成为主要问题。赫鲁晓夫提出和平共处问题是苏联对外政策的基础，请求毛泽东对此立场予以赞同和支持。毛泽东十分明确地对这一方针作出了否定的反应。他说，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帝国主义政策的总路线是没有根据的。帝国主义将继续推行其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路线。赫鲁晓夫指出，鉴于当前已经出现了核武器，如果发生冲突就会导致巨大灾难，所以和平共处是一个原则性的立场。他几次重复这个论点，说话时显得急切而冲动，令人感到毛泽东的态度已经使他按捺不住了。
与此相反，毛泽东则显得冷静，不动声色。毛泽东重复了他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论述的关于核武器是纸老虎，如果帝国主义发动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新的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将被彻底打倒。
对此，赫鲁晓夫反应非常激烈。他说：你怎么能这么轻松地作这样的假定呢！我们在战争中牺牲了2000万人，我们懂得这意味着什么。你不了解什么是核武器，而我了解，我看到了核武器的实际应用。毛泽东回答说：核武器是个纸老虎。总之，双方围绕和平共处问题的谈话进行得非常尖锐、紧张，双方没有取得共识。
第四，关于中国制造原子弹问题。从原则上来说，这个问题成了造成苏中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1955年，双方签订了关于苏联协助中国制造原子反应堆以用于和平目的（发电）的协议。这项协议在很短时期内就实现了。
中国建起了一座试验性工业核反应堆和相应的研究所，该研究所安装了当时最现代化的苏联设备，有最优秀的苏联专家在那里工作，并将有关的科技资料与技术文献交给了中方。中国付清了建设研究所的一切款项。1957年，中国提出要求苏联提供生产原子弹所需物质的技术。经过多次会谈，苏方终于让步了，在中国开始建设加工铀矿石的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