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苏联的害怕心理，中国恰好选择了在中东危机的最高潮发动了炮击金门的军事行动，以策应黎巴嫩人民的反帝义举，以此彰示中苏两国不同的反帝政策。当然炮击金门的行动早在中东危机之前就已酝酿，其意图只是表明中国政府收复台湾的决心，同时有助于在国内“动员农民掀起‘大跃进’运动”。但炮击金门所选择的时机表明，中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反对苏联与美国的和平共处的政策，展示中国区别于苏联的坚定支持第三世界革命的立场。
应该说，赫鲁晓夫在第三世界民族革命问题上摇摆、妥协、退让使毛泽东大为失望。毛泽东原本寄希望的中苏双方联合推进的第三世界民族革命的希望落空了。中苏双方首次在如何看待及如何支持第三世界民族革命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而毛泽东本人是从反帝的角度来积极看待第三世界民族革命的问题，并且毛泽东以中国自身革命的经验，积极主张第三世界应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夺取革命的胜利。
而赫鲁晓夫则将第三世界民族革命问题放入到美苏关系的框架中去分析，对第三世界运动不怎么热心，生怕第三世界的星星之火会升级为极具破坏性的美苏全球核大战。这一差异使毛泽东认为新一代的苏联领导人已放弃了列宁、斯大林所主张的武装斗争革命道路，丧失了革命精神。“斯大林这把刀子不要了，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而放弃苏联十月革命所开创的暴力革命的道路，提倡“三和路线”的道路，意味着赫鲁晓夫这一代领导人已经滑向了半修正主义，乃至完全的修正主义。因此，作为坚定的列宁十月道路的继承者和捍卫者，毛泽东认为中国应该毫不犹豫的担负起苏联所放弃的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任，支持第三世界民族革命的运动，为世界革命和国际正义做出贡献。
但毛泽东也深知要担负这一领导责任，是需要国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为后盾的。以当时中国经济军事实力，是无法与美国、苏联相比较的。毛泽东对于赫鲁晓夫拥有实力而不敢革命深为不满，毛泽东气愤地说：“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有什么了不起。”毛泽东认为，关键问题是一国的社会制度和精神状态，一国拥有先进的社会制度能很快的将生产力发展起来。因此是制度而不是物质决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问题。而社会主义中国恰恰具有制度和精神方面的优势，通过这些优势，中国能够很快的把经济发展起来。
所以毛泽东不顾刘少奇等人的反对，在国内发动了“反反冒进”的行动，并进而掀起了“赶英超美”的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经济“大跃进”运动。从这一点看，“大跃进”运动与其说是针对英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还不如说是对苏卯着一股劲的，试图把这个社会主义老大哥拉下马。但以“赶英超美”为目标的“大跃进”运动失败了。到1962年，中国国内经济非但没有跃进，反而倒退到1956年前的水平，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困难的一段时间。随之而来的经济调整政策使中央最高层领导人出现了新的政治分歧，使毛泽东认为国内出了修正主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威胁。毛泽东因此退出其不擅长的经济领域，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国内阶级斗争。
1962年9月毛泽东开始重提阶级斗争，提出将国内工作重点转移到阶级斗争方面，阶级斗争的主要任务是防修反修，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国内任务的确立对外交具有强烈的影响，中国外交非但没有因国内“大跃进”运动的失败而改变先前的斗争性姿态，使之趋于低调务实，反而变得更加激进了。基于国内防修反修的革命需要，毛泽东外交的目标是要创造一个服务国内革命的“世界革命”大环境。而这样一个目标意味着“世界革命”，在反帝同时，还要反修，这是毛泽东特有的“世界革命”理念。
为实施其“世界革命”理念，毛泽东在国内批判了王稼祥于1962年提出的务实外交思想。外交的目标既然是推进“世界革命”、“反帝又反修”，那么这里关键性的问题是如何既进行反帝，又进行反修？或者说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路径，达到既反帝又反修的目的呢？事实上毛泽东关于反帝反修思想是非常深刻、复杂的。一方面他认为有必要在国际上开展反帝反修的“世界革命”。在毛泽东看来，反帝必反修的命题之所以成立，具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修正主义源于帝国主义，或者说是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打入无产阶级阵营内部的代理人。他们一旦获得政权就将改行资本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变色。
其次，将反帝寓于反修之中，反修即是反帝，并且是当务之急。打退了修正主义的进攻即是击退了帝国主义的进攻，从而为国内革命创造了一个良好环境。另一方面，反帝反修的“世界革命”要限定在中国不致于引发直接与美苏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毛泽东并不想与美苏发生正面冲突，从而干扰中国国内正在开展的反修防修革命的大局。因此如何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张力，既进行反帝反修的“世界革命”，又不致引发与美苏的军事冲突，毛泽东的“世界革命”路径选择是异常小心的，也是非常巧妙的。他将目光投向了亚非拉所谓的中间地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