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多么经典的例子啊！这说明翻译用词表达不仅重要，而且有时也十分敏感。当然，苏方之所以小题大做，主要与两党关系恶化有关。但有时翻译不准或欠妥，确实可以起到某种火上浇油的作用。
在两国边界谈判中，有时因翻译问题，双方打口水仗，甚至大吵一场。
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时，中方发言评论中用过“作茧自缚”、“得陇望蜀”的成语。苏方认为，这是把他们比喻成什么“虫子”，是“污蔑”，说中方竟然会认为苏方对甘肃和四川提出“领土要求”。当时听老同志讲到这些情况后，觉得匪夷所思，而这次亲历谈判现场倒使我有机会亲身领教。
有一次，在激烈的辩论中，伊利切夫指责中方对其发言做了“болезненнаяреакция”（过分反应）。苏方翻译成“病态反应”。中方团长听后火冒三丈，怒斥对方理屈词穷，不惜进行“人身攻击”。伊利切夫感到莫名其妙，不得不宣布休会。
还有一次，伊利切夫对中方的尖锐批驳表示不满，希望“здравыйсмысл”（理智）能占上风。翻译把“理智”一词译成“健康思想”。这又惹祸了，因为据说勃列日涅夫曾把林彪视为中共内部的“健康力量”，现竟敢在谈判桌上大放厥词，要让所谓“健康思想”占上风，这是痴心妄想！鉴此，中方当即予以严厉反击，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从上述点滴花絮不难看出，中苏之间的这场谈判，不仅时间拖得长，而且争论的热度也异乎寻常，是不折不扣的“文斗”。
苏方团长应付记者的一句套话
苏方对边界谈判只在北京举行颇有意见。先是婉转地表示，对中方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款待非常感谢，希望也有机会在莫斯科接待中方代表团。中方没有接茬儿。后来，对方又正式提出，要求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谈判。中方以两国总理当时谈定在北京进行边界谈判为由予以婉拒。直至1978年，两国边界谈判的地点一直未变。
1969年10月20日至1978年6月27日，中苏边界谈判共进行了15轮，召开全体会议40次，团长会见156次。谈判前期，双方开会的频率较高，一连会谈好几个月；到后期，双方谈判的间歇越来越久，最长的一次休会达1年7个月，真成了“没有谈判的谈判”。
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双方还都表示，要在下一轮谈判中继续进行讨论。但实际上，从此也就不了了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1979年底苏联出兵阿富汗。
尽管第二次中苏边界谈判没有达成什么协议，甚至根本就没有讨论边界走向和领土归属问题，但谈判开始以后，两国间剑拔弩张的气氛逐渐缓和下来。双方有了比以前正常的对话接触渠道，双边经贸关系等也有所发展。另一个效应是，中苏之间一宣布举行谈判，美方也急欲与我国恢复两国大使级谈判。
“谈判本身就有意义”。这是苏方团长从莫斯科来北京参加边界谈判时，每次对付在机场迎候的外国记者的一句套话。但细细推敲，似也不无道理。
在评价双方谈判结果时，伊利切夫还有一句名言，那就是“我们的工作没有白干”。在一次宴会上，他先说了前半句“наш трудпропал”（意思是我们的工作徒劳了），然后故意打住。怎么回事？大家都面面相觑。接着，他加重语气，慢吞吞地补了后半句“недаром”（不是白白的），逗得在场的人捧腹大笑。
从此之后，“我们的工作没有白干”这句话也就成了双方边界谈判人员的口头禅。
（《摘自：《中苏中俄关系亲历记》 作者：周晓沛）
本文作者周晓沛
浙江乐清人，1945年生。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1971年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进修。1973年起在外交部工作，曾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苏联处处长、参赞，东欧中亚司副司长、司长，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公使衔参赞、公使，驻乌克兰、波兰、哈萨克斯坦大使。现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副会长、中国中亚友好协会副会长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