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许文益与孙一先等人是分头查看的。由于没有任何背景知识，他们只记录了尸体方位，并把惟一的女性当成“年纪较大的服务员”。此外，沈庆沂还找到了一张空军大院的临时出入证，编号0002，没有照片，只有姓名：林立果（林彪之子），男，24岁，干部。这个非常关键的线索，由于沈庆沂和孙一先都不知道林立果是何许人而被忽略了。
这时天色已晚，蒙方便向许文益提出，这里没有火化的习惯，尸体安葬要选择场地。对此，许文益表示同意。最后，他们共同选定了一块高地，由蒙方派一班战士按他划定的位置挖掘墓穴。
9月16日，中蒙双方再次考察了现场。中午12时许，埋葬了9具尸体。一切安排妥当后，许文益等人在坟前鞠躬致哀，表示吊唁。
9月15日晚和16日下午、晚上以及17日整个白天，中蒙双方就事件的处理，在温都尔汗进行了长时间谈判。由于许文益坚称失事飞机是中国民航客机，而蒙方坚持该机是军用飞机，导致双方争论不休。
9月17日下午5时左右，谈判破裂，双方人员登机返回。中方因此再也未能要回失事飞机的遗留物品，孙一先拍的照片就成了中方在“九一三”事件空难现场取得的惟一物证。
9月20日，我国驻蒙使馆奉国内指示，派孙一先送林彪飞机坠毁现场照片及有关材料回国。随同孙一先回国的还有中国建筑公司驻蒙古公司的蒙语翻译贺喜。
9月2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听取孙一先的汇报。会上，大家根据带回来的材料分析了飞机坠毁的原因，应该是飞机由于燃料将要耗尽，被迫紧急降落时发生了事故。
会议开始时，周恩来看到只来了孙一先一人，当即警觉地问：“一起回来的不是还有一个翻译吗？”
孙一先一时被周恩来严峻的神色弄得不知所措，他忐忑不安地回答说：“他回家了。”
周恩来脸色一沉，严厉地责问：“谁让他回家的？立即派人把他找回来！”
周恩来为什么对这件事这么严厉呢？原来当时林彪的心腹干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四大金刚”，一个都没有处置。中央对林彪余党的能量有多大也不够清楚，怕林彪摔死的消息走露，会迫使这些人铤而走险。
有了这滴水不漏的保密措施，在“九一三”事件以后的十几天里，一切都显得那么风平浪静。
9月23日凌晨3时半，许文益接到国内指示：中国政府请蒙古政府惠予协助，希望蒙古有关单位将死难者遗体运回中国正式埋葬；或就地火化，带回骨灰，并将现场搜集的死难者遗物交还我方。
为此，当日下午4时，许文益紧急约见了蒙二司司长策伦朝达勒（因副外长都不在），按国内指示答复蒙方。
可是，策伦朝达勒的态度却强硬起来，称尚未得到政府指示。他反问许文益：“为什么中方还未就失事飞机作出书面正式解释？你们政府提出运回尸体或就地火化，是应死者家属的要求。死者亲属是有具体人的，因而机上人员究竟是谁也就清楚了。就此，希望你们将死者姓名、年龄、职务等，以及如有可能，将死者照片提供给我方。”
许文益针对策伦朝达勒的态度指出：“中国老百姓的习惯，总是希望自己的亲属在死了以后，能够埋葬在自己的家乡。中国政府正是考虑死者亲属这种情绪，才作出这个决定。”
然而，策伦朝达勒声称：“如果中国政府不答复我们今天所提要求的话，你们所提的希望，恐怕不会得到答复。”
看来蒙方已经设下了“拦路虎”，不打算交还死者尸体和遗物了。那么，他们为什么这样无理要求呢？
后来得知，此时苏联和蒙古已揣测到这架失事飞机上有个大人物，有可能是林彪。所以，苏联克格勃已准备派专家挖出死者尸体进行检验。所以，蒙古当局无论如何也要设法阻挠中国索回尸体。
无奈之下，中共中央在在国庆前后发出57号文件，即关于林彪仓皇外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通知。就这样，所谓“中国政治之谜”已公之于众，真相大白。对此，驻蒙使馆人员遵照中央指示，也停止了向蒙方就有关飞机失事问题的交涉，索还遗体遗物更没有提上议程，也就是说，林彪遗骨永远留在了异国他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