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呢？以往开会不是这样，不吃饭，还让送杯玉米粥，今天什么也不让送了。”“这种迹象表明，出事了。综合’文革‘以来我们看到的现象，说明会是对着总理的，通俗地说，是开整总理的会。”
“1972年，查出总理患了膀胱癌。已一年多了，他没能及时治疗，现在每天尿血。医生们定期向中央送病情报告，参加会议的主要人物是了解总理病情变化的。这几天总理病情明显加重，尿血量增加。我们非常担心呀！”
“我和张树迎轮流跟总理去会场。趁总理在家时，我俩也议论当时的情况。我们的直感是：中日、中美关系的门打开了，他们认为总理这头’老黄牛‘也没多大用场了。像要动手杀’牛‘了！”
“会还在继续开，参加的人逐步增加，先是外交部的人，后又有中央联络部的人，当然都是部级负责人。我们猜想与外事有关。”
“有一次散会后，我马上走到会场门口，见出来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我急忙闪在一旁。他们一边走一边说笑，只听江青说：’走，还是老地方。‘他们的红旗车连成一串，开往钓鱼台。后来，在大会堂北门外执勤的警卫对我说，每天散会后，还有不是住在钓鱼台的几个人，一起去钓鱼台。他们是在为下一次的会议作准备。”
“会议不停地开，会场内的气氛变得更紧张了，有时一次会进行七八个小时。我们等在外边更是坐立不安。为保密，会场内的服务员只指定二人，其他人打下手，在场外等候。期间一位服务员进去送水，听到他们在指名批周总理，她惊呆了，把几杯水倒翻在地，哭着跑了出来。以后再没让这位服务员进去，连打下手也没她的份了。”
“会议的特殊性，把我们提醒总理休息、及时送饭、及时吃药的三项服务任务缩减为一项，只剩下及时送药了。有一次，我把药交给服务员，让她送给总理吃。她还空药瓶时，避开我的目光，低着头跑进服务间。我觉得不对，紧步跟了过去，看她用手绢擦泪。她转身看到我，就止不住地哭出声来，对我说：’他们还在批总理。‘’他妈的，我不干了。‘”
“我按捺住难过的心情，强忍住要滚出的眼泪，压低嗓音，对她说：’别哭了！别哭了！别叫别人看见了。‘看她实在止不住哭声，我就把她让进了隔壁的福建厅，’你在这里哭一会儿吧，有事我来叫你。‘”
“会开了十几天，一天会议只进行三个多小时就散了。出乎意料的是，这次总理不是第一个出来。先出来的是那些部长们，他们哭丧的面孔不见了，脸上露出笑容，看到我就主动打招呼，问一声：’还好吗？‘这一声’好‘，问得我心里顿时暖乎乎的。我猜想这会大概快结束了。我的回答当然是’还好‘。王海容更加直率地对我说：’你又可以吃宴会了。‘她以此向我透露总理又可以见外宾了。”
另据周恩来的亲侄女周秉德了解的情况：
“1973年11月，因为和基辛格的一次谈话，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伯伯进行了二十多天的无情批判。”
“每一次和美国人会谈，伯伯总是先到毛泽东主席那儿请示汇报。会谈方案都是伯伯拿去，经过毛主席点头同意。独有这一次，因为一切都已经谈完了，基辛格准备早晨7点钟上飞机。5点钟左右，他给西花厅来了一个电话，还要和周恩来见面，有些问题还需要讨论。伯伯立即给游泳池打电话，但回复说：主席已经睡了。伯伯考虑不见不好，反正按这次谈判的中央精神办事嘛，他便驱车去了钓鱼台。会谈的全部内容都记录下来，报到主席那里。”
“第二天早晨五点，正好是张树迎值班，哨兵来电话：王海容、唐闻生两位要见总理。张树迎赶紧报告，正在批文件的伯伯没抬头只应道：’让她们来吧，先在中间会客厅里等一下，我批完文件就出来。‘她们坐下不一会，伯伯就出来了。她们拿着昨天会谈的记录稿，不同的是，在有些段落下面已经画出了红杠杠。”
“王海容、唐闻生将有杠杠之处念出来，一一询问伯伯：’您是这样讲的吗？‘”
“伯伯一一回答：’对，这是记录稿嘛，我就是这个意思。‘”
“没过两天，游泳池（毛泽东住处）传来话：政治局会议多加几把椅子，外事口多出几个人，一块儿讨论讨论。但这次会议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凡是研究外事口的事的政治局会议都是伯伯主持，这次明确指定王洪文主持会议。很明显，伯伯已经被置在受审席上！”
“会场外其他等候首长的卫士、医生，原本与张树迎、高振普熟悉且十分客气，这时都仿佛不认识，’惟恐避之不及‘，连续二十多天，警卫人员不准进会议室，只有服务员能进去倒水。有一回，服务员大刘从会议室里出来，正碰上张树迎在水房里打水，大刘再忍不住强压的痛苦，泪如泉涌反复念叨：’他们怎么能这样对总理！他们怎么能这样对总理！‘”
“有一次，会议开得很长，伯伯该吃治疗心脏病的药了，张树迎管不了什么规定了，他拿着药推门走进会场，会场的紧张气氛一下把他的心揪紧了，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参会者众口一致，声色俱厉，都在批总理和叶剑英’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迫不及待抢班夺权‘！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伯伯每次走出会议厅，总是面色灰白，紧抿双唇，眼神悲凉，步履踉跄，有好多次都是张树迎和高振普迎过去，赶紧用双手插进他的腋下，几乎用尽全力架着他挪步上电梯。成天守在伯伯身边的张树迎和高振普真是心如刀绞，他们两人私下里已经做好了精神准备：跟着总理一起去蹲大狱！”
“有人告诉我，江青一伙因抓到了批判周恩来的机会，回到钓鱼台就大喝红葡萄酒，欢庆胜利！”
三
批判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最终由毛泽东作出了结论。他在了解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后，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他一方面肯定了批评周、叶的政治局会议；另一方面又指出：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12月9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的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述：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且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的几个人说：“总理啊，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毛泽东好像有意趁会见外宾的机会，表示对周恩来仍是信任和支持的。以后，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批评就此了结了。
实际上在中美会谈期间，一向认为“外事无小事”的周恩来非常严谨，事事都是事前请示，事后汇报，从未越雷池一步。据周恩来办公室1972年2月22日的台历记载：周恩来每天深夜或次日凌晨都要去毛泽东那里汇报情况（他陪同尼克松一行赴杭州、上海时除外），交换意见，往往一谈就是一两个钟头。《中美会谈联合公报》纪要中记载着基辛格所说的这样一句话：“中国总理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向毛主席报告的，等于毛主席参加了会谈。”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也说：“这段时间里，周总理经常带着王海容、唐闻生一起频繁出入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地，除了向毛汇报当天的情况外，还要磋商下次谈判的对策。那时，周和毛一样睡得很少，可是周仍然显得精神抖擞。我经常看到周总理在前面大步流星地走，王、唐两人紧跟在他身后一路小跑。此情此景真使人感觉振奋。”
至于对江青所提增补她自己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明确表示：“不要。”
在此期间，毛泽东批示将两封批评江青、张春桥的群众来信印发政治局成员，并在批评江青的来信上写道：“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这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江青一伙打倒周恩来总理篡党夺权的阴谋不但未能得逞，而她自己反而遭到了当头棒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