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我多次往返大陆，大伯说过的一些地方，我都会去看看、听听。张家几十年来没有人去老家给爷爷张作霖上坟烧香。大伯嘱咐我给爷爷上坟，老是说，你有机会就到这个地方去一下，到那个人那去一下……
我按大伯的意思去做，无形中变成大伯与他部属之间的“联络员”，也成为自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尤其是1949年海峡两岸隔绝之后，大伯与祖国内地可以互通信息的唯一渠道。
1982年，我在北京见到了杨虎城之子杨拯民，他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热情款待了我，介绍我认识一些大伯的熟人，我也告之大伯的情况。回台湾后，我向大伯转达了他们的问候。大伯很高兴！他悄悄告诉我：再回内地，可以找两个人，一位是吕正操；一位是万毅。这两位都是他以前的老部下。
1984年6月，我从香港来北京洽谈商务，在杨拯民的介绍下，特意登门探望了吕正操。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心里就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这个人怎么那么像我大伯！我也按东北人习俗，像在家里喊大伯一样喊他“大爷”。得知大伯近况后，吕正操十分高兴，在我回港前夕，特意托我给大伯带去一副健身球和上好的新茶，表达祝福和挂念之情。
见到万毅时更感人，他两眼其实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他就拉着我的手，我知道他更是想传递对大伯的感情。回到台湾后，我把会面情况仔细汇报给大伯，看得出他听了很难过，但他一直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感情。
1987年初，我再次来京，带来了大伯赠给吕正操的诗一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是摘引陶渊明《饮酒》诗中的句子。吕正操也从陶渊明的《读山海经》“精卫衔微木”篇中摘出几句，略加改动，集成一诗回赠给大伯：“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徒设在昔心，良辰知可待”。末句将原诗“良辰讵可待”的“讵”改成“知”，他希望大伯振奋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