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后来回忆说：“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是我们党和国家、军队历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幕。这场斗争，是毛主席、周总理直接指挥的，他们以非凡的胆识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及时识破和粉碎了一场极其险恶的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避免了党被分裂、国家内战、军队相残的严重后果，避免了中国历史的一场大灾难。这是党和人民的大幸。”
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决战中，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地区紧急战备行动的组织指挥者吴忠成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立了大功。
悼念总理 “抗命”相争亦无惧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因积劳成疾不幸逝世。噩耗传来，吴忠悲愤难抑，几度昏厥。自到北京卫戍区工作后，他的很多任务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他对周恩来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不仅把其当作自己的上级、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更把他看作自己的长辈，学习的楷模。特别是在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分裂党、分裂国家的复杂政治形势下，他更是把周恩来视为自己的主心骨。
周恩来的逝世使吴忠痛不欲生，他哭着对家人说：“我们党和国家一天也离不开周总理，他老人家心力交瘁，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他的心里时刻装着党和人民，唯独没有自己的位置。他老人家是累死的，是被一些王八蛋们气死的啊！”
不多久，根据中央的指示，北京市成立了周恩来悼念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吴忠作为成员之一，负责组织指挥。在领导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上，有人传达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要求降低治丧活动的规格，对群众的悼念活动进行限制，不准戴黑纱，不准戴白花，不准献花圈，不准设灵堂。吴忠听后勃然大怒，他毅然决定抵制这所谓的“上级指示”，对其一不传达，二不布置，对卫戍区官兵甚至自己家属进行或参加的各种悼念活动都予以默许。不仅如此，他还从卫戍区所辖的仪仗兵中百里挑一，选出体态、仪表最好的战士为周总理守灵，同时亲自指挥布置灵堂。
遗体告别仪式开始后，吴忠亲自守候在灵堂，既是为了现场组织指挥，更是为了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做最后一次告别。当时现场不允许执勤人员哭泣，可吴忠看着停卧在鲜花丛中的周恩来遗体，听着周围撕心裂肺般的哭声，这个铁打的汉子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几次独自跑到灵堂的后边，俯在冰凉的墙壁上，任悲痛的泪水滚滚流淌。
1月10日，当周恩来的遗体要被火化时，吴忠又以北京市委书记的身份，专门召集民政局、殡葬管理处的同志开会，提出了几项要求：一、灵车要用首次使用的新车，装饰要庄重、肃穆；二、司机要选政治素质强、技术最好的人，车要开得十分平稳，绝对不能颠簸；三、火化炉膛事先要打扫干净，并重新粉刷，在周恩来遗体火化前，任何人都不能使用；四、周恩来遗体火化时，严禁使用铁钩子翻砸，必须保证自然燃化；五、骨灰必须取净，不差分毫。会议结束后，吴忠仍不放心，他又亲自到八宝山殡仪馆实地检查各项准备工作，当面向有关工作人员交代任务。
第二天，在人们为周总理送灵时，吴忠又亲自指挥由他一手挑选并严格训练，身着礼服、臂戴黑纱的8名仪仗兵，步伐沉稳地将周恩来的灵柩缓缓送上灵车。灵柩上车后，吴忠也随车护卫。追悼活动期间，吴忠更是连续几天没有离开现场，他要用自己的全部心力，为敬仰的周恩来站好最后一班岗。
与此同时，在北京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也开始了群众自发的悼念活动。吴忠听说后换上便衣，几次到天安门广场查看情况。每次从广场回到家后，他都泪流满面，情绪久久难以平息。
不料，就在举国哀悼之际，吴忠却接到命令，说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是“以死人压活人”，要卫戍区马上出动人员，做群众的工作，劝阻群众不要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吴忠大怒，他大吼道：“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到底对周总理什么感情？怎么能不让群众悼念总理呢？这样的命令，我无法执行！”吴忠决定采用“软顶”的政策，他令人通知机关、部队例行警卫职责，命其只维护广场秩序，对群众的悼念活动不予干预。
不久，“四人帮”便开始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控制的舆论工具，接连发表攻击周恩来的文章。其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人们自发地向天安门广场聚集，敬献花圈，发表讲演，朗诵诗词，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