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师致电党中央请示。党中央立即回电：枪下留人，一根汗毛也不要动，速送延安。
这就是丁武选处长讲的“出走事件”。后来得知余伦胜等人被押送延安，送“抗大”报到，去学习了。余伦胜在枪口下拣了条命，解放后，余伦胜曾任湖北省外贸局副局长。那两位姓黄的团长在解放广东海南的战斗中牺牲了，他们为新中国的诞生奉献了自己的一腔热血。
1942年10月，在讨论《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时，刘伯承师长在师直干部大会上作了总结发言。刘师长从加强党的团结，提高干部水平，增强党性建设的高度，解释了党中央的这一指示：“在指示中第三项说到关于干部分配问题。对此，有的同志怀疑有什么不同？我看没有什么不同。所谓不同，即由于考虑到，原四方面军的一部分干部在张国焘统治时期，在愚民政策之下，很少受到党的教育，应该理解党中央的这一片苦心。若不如此理解，正给敌人一个挑拨的空隙。在困难中，团结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应在加强团结、增强党性建设中，迎接新的胜利。”
刘伯承师长在党中央指示电文不明确的情况下，以自己高度的党性和高尚的情操，解释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他为维护党中央的威信，从维护团结出发，以大局为重，在一二九师做了大量的解释说服工作。 大会讲台上，丁武选处长的发言还在继续，锋芒直指毛泽东。原来党中央指示的那份电报是毛主席亲手起草的。会场上气氛紧张，丁处长在台上啜泣着发言，下面是一片低沉的嗡嗡的议论声，那声音仿佛是雷暴雨前的低气压。紧张的气氛，压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我看见前两排坐着的毛泽东，后脖颈上流淌着汗珠。他侧身回头压低了声音问刘伯承师长：“伯承呀，部队的情绪这么大，问题严重，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刘伯承心里也窝着火，将手中的笔记本丢在旁边：“电报是你拍的，叫我说啥子？”
毛泽东叹息道：“唉，冤枉呀，我电报的原意不是那样的，怎么就搞出这么大的问题！”
丁武选的矛头直指毛泽东，希望能得到他对这件事情的解释。毛泽东沉重地站了起来，台下几百双眼睛盯着毛泽东。会场上一片寂静，空气似乎凝固了。
毛泽东深沉地说：“同志们，这件事是个误会。中央对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这电报是我起草的，可指示中的电文应该是‘一视同仁’，而不是‘有所不同’。”
“可我们传达的指示中的确是‘有所不同’呀！”台下有人说道。
“同志们，我现在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这个问题。中央发出的电报都有存底，请原四方面军的同志派代表去电报局查实。如果我的电稿是‘有所不同’，我任同志们如何处置都行；如果电稿中是‘一视同仁’，那就请同志们谅解。”
一二九师的原四方面军的干部真的选派了五位代表去了电报局查实，这天的大会暂告一段落。
会后，刘师长问我：“小秦呀，余伦胜的事当时发生在你们轮训队，问题是处理了，部队干部这么大的情绪，你怎么不向我汇报呢？”
我说：“师长，我汇报了呀。你忘了？师直传达中央指示后队里干部怨言很多，情绪很大。余伦胜是一队的。我和昌义专门向你汇报了我队的情况。那天在你房里，你坐在桌边，参谋长坐在那儿……”
“啊，是啰是啰，你说过，我想起来了。我真没想到过了这长时间还这样哟……”刘师长背着手踱着步子。 第二天，会议继续进行。一二九师派出的代表将电报原稿带来在大会上宣读，并出示给全体与会者。电文稿上清清楚楚写着“一视同仁”。
原来中央的这一指示因译电和收发发生了许多错误，甚至出现了与原意相反的字句，将“一视同仁”错发为“有所不同”。所以，这不是毛泽东的错。
会场上又是一片寂静，许多人眼中噙着泪水。台下忽然有人高呼：“毛主席万岁！”会场上像暴风骤雨般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
毛泽东激动地站了起来，挥手了好半天，人们才静了下来。
“同志们，由于译电的错误造成了误会，我向大家道歉。中央后来也发现了这一错误，在北方局《党的生活》上作了更正。关于出走的同志已送到延安来学习了。这件事过去了，我们更应团结一致，消除一切因过去历史关系而发生的任何隔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