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第二次庐山会议也并非30年来没有过公开披露。
首先，对于第二次庐山会议通过的《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人们还是知道的。薄一波曾回忆：《高教六十条》发出后，高等学校的师生员工也普遍表示欢迎和拥护，认为这个文件基本上总结了教育革命的经验，并且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称得起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天津大学的校长认为，执行这个条例就能够“贯彻政策、明确职责、稳定秩序、加强教学、提高质量”。有的学生说：“看到人民公社六十条以后，就盼望高等学校也定出一个六十条来，现在果然盼到了！”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697—698页。1962年3月，周恩来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已经制定“高等教育六十条、工矿企业七十条”，他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也提到了“高教六十条”。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4、375页。1967年6月5日，被张春桥、姚文元等所控制的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发展社会主义，还是复辟资本主义？——评〈工业七十条〉》的长文。此后，该报又连续发表4篇批判文章。
其次，对于第二次庐山会议本身，也曾有公开披露。“四人帮”倒台后，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就有人提到了这次会议。例如，1977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何东昌的《“四人帮”为什么攻击高教六十条？》一文，其中指出：“高教六十条就是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制定的，并在毛主席亲自主持的1961年党中央庐山工作会议上讨论，最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通过，由中央作为正式文件下发试行。”再如，1980年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马洪等人写的《纪念李富春同志》的文章指出：1961年7月间，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书记处会议，作了多次认真的讨论，并且逐章、逐节作了修改，最后归纳为七十条，提交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可见，第二次庐山会议还是为世人所知的。
还有文章指出：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会议前和李富春、薄一波等主持、审查、讨论、修改定稿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高教六十条》、《工业七十条》，使这三个纲领性文件在会议上得到一致通过，为加快工业向调整方面的转移，巩固和发展我国的工业、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时过几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等受到迫害。对庐山工作会议不作披露，是林彪、“四人帮”为了掩盖邓小平等的伟大功绩，以达到陷害的目的。
这一观点把不公开报道第二次庐山会议的责任推到林彪、“四人帮”集团头上，缺乏说服力。客观地讲，第二次庐山会议是否被公开报道，与林彪、“四人帮”集团没有直接关系。首先，如上所述，这次会议当时是不会公开报道的，既然不公开报道，不能要求等上几年到“文革”爆发后由林彪、“四人帮”集团来承担披露责任；其次，对林彪、“四人帮”集团来说，披露第二次庐山会议与否不影响他们批判、打倒、陷害邓小平的目的，不能奢望他们将第二次庐山会议及会议通过文件的来龙去脉作一个详细的说明。事实上，如薄一波所述：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业七十条》“更被林彪、‘四人帮’诬为‘瓦解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668页。
由此可见，林彪、“四人帮”集团并没有“掩盖邓小平的功绩”，他们惯用的手法，越是有功绩的地方，正是他们要肆意歪曲颠倒是非的地方；再者，邓小平的伟大，绝不仅系于第二次庐山会议这一次会议，说林彪、“四人帮”集团在这一次会议上做文章，有以偏概全之嫌。更何况，当时林彪、“四人帮”集团更愿意把这些东西放在所谓“中国的赫鲁晓夫”名义下进行批判。
综上所述，不能因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三次会议，就将其放在同一评价标准上，特别是从政治角度上去衡量。
第一次庐山会议与第三次庐山会议都是影响党和国家发展大势的重大事件，由此成为了党史研究中的热点、焦点。相较而言，第二次庐山会议虽然讨论通过了《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等重要文件，但严格说来，这些文件的通过，只是通过这次会议履行一个程序。因为在此之前，对于这几个文件，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已经做了大量调研工作，形成了基本成型的内容。由于前期工作得力，才使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这三个纲领性文件在会议上得以通过，也使得第二次庐山会议成为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一次普通的会议，所以在党史研究中对这次会议的研究和关注比较少，也就属于研究中的正常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