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作出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战略决策时，总结了中国与苏联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强调了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他说：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的伟大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中苏论战：双方都没弄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观点，是在1963年9月13日发表的《关于斯大林问题——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提出的。这正是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的时期。有关中苏大论战问题，1989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从邓小平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中苏大论战脱离了已经变化的历史实际，论战双方尽管都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自居，实际上并没有弄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大论战是一场“空对空”、“‘左’对‘左’”的论战，后来发展到中国的“极左”。总体上说，赫鲁晓夫不是右，而是“左”，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的“极左”对赫鲁晓夫的“左”。后来，又给赫鲁晓夫扣上“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号代表”的帽子。邓小平曾对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谈到国际共运大论战：“我们的错误不是在个别的观点，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这样的背景下，对赫鲁晓夫进行浅层次的、不触及斯大林模式要害的改革横加批判，《九评》连赫鲁晓夫在改革经济体制过程中提出物质刺激、利润原则、改变官僚主义的农业计划制度等，都说成是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是“修正主义”。
历史告诉我们，不论从哪方面说，有关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论点都是站不住的。那末，为何至今仍有人坚持这个论点呢？坚持这一论点的人，认为这样就可以把苏联剧变归罪于赫鲁晓夫，因为在这些人看来，否定斯大林模式，批判其弊端，就是“意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走上苏东剧变的道路。”（刘书林等：《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这真是一种奇怪的逻辑，把因果关系全颠倒了。我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为了突破斯大林模式，不走苏联的老路，才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非苏联特色，如果还搞斯大林那一套，中国必然重蹈苏东国家的覆辙。有些人至今不懂得苏东剧变是斯大林模式的失败。还有人断言，《九评》对斯大林的评价是最科学的，同时不顾俄罗斯人为了重振大国地位的需要为斯大林强国主义歌功颂德的现实，片面地认为俄罗斯已经在“还斯大林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本来面目。”（《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如此颂扬斯大林及其创建的苏联模式，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都将误导国人，在客观上只能起到阻碍我国深化改革、干扰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步伐。
劝君少颂斯大林，勿再美化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博导）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