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国民党溃败轨迹
身处政要之旁，使汪日章更容易看到国民党官僚体制中的弊端和官场的腐败。下面是他写于1941年5月10日的日记：
“与孙希文晤谈，并晚餐。谈目前行政组织及幕僚长均各不健全情形，甚详。有亡国现象，为之唏嘘。”
孙希文也是蒋侍从室内的重要文员。早在1941年，汪、孙两人已从国民党官僚体制中的弊端看到了败亡的危险。汪后面的日记则揭示了体制弊端和官场腐败的具体现象：
“环顾国内各机关办事效率往往互相抵消，人员仍为老朽之辈。政治路线不重经济，十余年来仍在政治上、人事上打圈子，社会恶势力藉以养成。人力、物力浪费于私人斗争。瞻念前途，不寒而栗。”（1944年2月4日）
“近来政府用人，多不学无术者。贪污败坏层出不穷，民间已少信仰。有言‘读书者不能做官，做官者不必读书’。充斥于仕途者，大率粗俗不堪之人、利欲熏心之人。则国何以治？人民将焉得安居而乐业乎？”（1945年1月21日）
“在宣铁吾家详谈国民党腐化，经济政策不合人民与时代要求。总的失败，似应亟起挽救之。”（1945年8月7日）
可见，在抗战胜利之前，国民党政权已经露出破败之相。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腐败越演越烈，激起了老百姓的公愤。汪日章在自己的日记中无奈地写下了“不但人心已失，即官心亦失矣”的话。
汪日章一直对蒋介石是相当迷信的，并把希望寄托在蒋的身上。然而，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穷兵黩武，发动内战，巨大的军费开支，把整个中国经济推向了崩溃。
1947年2月15日，汪日章在日记中写下了：“抗战胜利以来，满望生活改善，但今日百物高涨，江河日下，洪水猛兽相率而来，浸浸逼人，令人有与之偕亡之慨”等语。
1947年6月26日晚，汪日章去朋友朱星门家吃饭，席间，“朱大谈政府应即交让与共产党，因为如此下去，无办法，且生灵涂炭。”汪在日记中不仅记下了朱星门的话，还认为：“他的论点亦有是处。盖目前官场实在太腐败也。”
《汪日章日记》诠释了国民党在大陆溃败的原因：失了民心，还失了官心（正直官员之心）。
大陆解放前夕，汪日章曾在广州徘徊多日，最终还是没有去台湾，其中的重要因素应该是：他对国民党政权已丧失信心。张学勤 吕红吴新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