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主办的训练班为期半年，因为学生是从别的特务训练班挑选来的，一般特务课程大都学过，不需要再去讲授。第一期毕业后，戴笠又立刻让他开办第二期。当时，戴笠对训练班的毕业生寄予极大希望，在分配他们去西北前，分批接见。接见时，戴笠一再鼓励他们应竭尽全力去完成“领袖”赋予的“光荣任务”。但这些学生所学的知识到实践中去，根本无法运用。有几个张国焘认为最得意的学生，拿着他的亲笔信，去找张国焘过去熟识的人，结果有去无回。戴笠一看训练班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勉强办到第二期结束，即宣布停办。
在训练班上丢了脸，张国焘愈发想在其他方面捡起来。于是，他便想出了在共产党控制区设立策反站以瓦解共产党的“高招”。戴笠接受了他的建议。钱花了，人派出去了，几个月时间过去了，结果不但一个人没有被策反过来，反而被派出去的人中却有的一去不复返了。
戴笠本来以为得到了张国焘，对共产党实行“拉出去、打进来”的策反手段，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不想竟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他觉得无法向蒋介石交差，便在洛川建立了个所谓的“延安组”，摆了一部电台，以期找机会对延安进行渗透，也好敷衍一下蒋介石。
为了不让戴笠对自己完全失望，张国焘又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主意，即在汉中建立一个特别侦察站，配合汉中军统掌握的汉中统一检查所，搞些半公开的活动，对去陕北或从陕北出来的革命人士、爱国青年进行检查、扣押等；在榆林建立一个陕北站(也称榆林站)，加强对边区的封锁。张国焘还建议在接近边区的-些地方成立几个策反站、组，并称之为“小虾钓大鱼”战术，但仍然毫无收获。
张国焘自到军统后百事不顺，戴笠即由起初的对他的满怀希望，一转而为满腔怨恨。张国焘的日子到此便更加难过，全然没有了被戴笠捧为座上宾时的踌躇满志。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这样说：“张国焘再也不受欢迎，半年、几个月都见不到戴笠一次；即便见到了，不是被当面讽刺几句，就是被严厉地训斥一番。有一次不如道是为了一个什么问题，戴笠对张国焘答复他的询问不满意，便暴跳如雷地拍着桌子骂张国焘。张国焘走出大门，表现出垂头丧气的样子。我进去问戴笠：'什么事又发气。'他没有正面答复我，只余怒未消地说：'这家伙(指张国焘)太不知好歹，他不要以为这样可以对付得过去!'”
从那以后，张国焘的日子不好过了。负责事务工作的沈醉，一切都是看戴笠的脸色行事，他得意的人，沈醉便去恭维，要什么给什么，他不得意的人，沈醉也来个不爱搭理。张国焘自然也不例外。原来军统对他生活上有许多特殊的照顾，以后便慢慢降低或取消了。过去张国焘有一辆专用小轿车，沈醉也以汽油进口越来越困难为由，将其专车取消，改为有事出门需要用车随叫随到。不过，这“随叫”就不一定能“随到”了。有一次，军统刚从国外搞回来几辆新的小汽车，沈醉便去试试这些车的性能。当陪在他身边的汽车大队长和中队长等人正在向他介绍新汽车的优点时，一个值班员跑了过来向中队长报告：“张主任来电话要车。”沈醉便问了一声：“哪个张主任？”值班员回答：“报告，是张国焘主任。”沈醉马上说：“派一辆三轮车给他，就说今天小汽车都办事出去了!”站在沈醉身旁的汽车大队的几个负责人都笑了起来，知道沈醉在整张国焘。
当沈醉把几辆新车试了一遍，从一辆新车的驾驶室走出来的时候，张国焘被雨淋得周身湿透，坐着三轮车进到汽车间来。张国焘一跳下车，就气呼呼地直奔那个中队长的办公室，指着中队长大声斥责：“有这么多小车为什么不派，而派一辆破三轮车给我？”
沈醉从外面进来时，中队长正在向张国焘一个劲地赔礼、解释。张国焘仍然余怒未消。沈醉便歪着头，故意用一种瞧不起的神态，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句：“不要怪他嘛！是我叫他派的嘛！”张国焘一看沈醉这副模样，更加气得暴跳如雷。原来平日沈醉见着他，总是开口一个“张先生”，闭口一个“张主任”，今天居然用这种蔑视的态度对待他！他指着外边放的几辆新车质问沈醉：“你管汽车，自己就用这样的好车，我有公事出去，你却故意叫人派一辆这样的破车给我，你说得过去吗？”沈醉在军统中一向以“年轻资格老”的所谓“正统分子”自居，对像张国焘这样“半路出家”的“外来客”，从来是不放在眼里的。过去因为戴笠看重张国焘，他才对张国焘表面客气，现在张国焘失宠了，他就再也不把张国焘放在眼里了。今天见张国焘敢质问自己，气就不打一处来，只见他用力一拍桌子，冲着张国焘大声说：“张主席！请收起你的那一套吧，这里不是延安！要识相一点！”张国焘闻听此言，立即满面通红，眼泪几乎掉下来，沈醉还想再挖苦几句，在一旁的人忙连劝带推地把张国焘拉出去，让他坐一辆新车走了。张国焘一路上没说一句话，一向傲慢的他，终于深刻地体会到“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痛苦。
训练班的坍台，策反站的失败，导致戴笠对张国焘的冷落，戴笠手下的人也对他另眼相看。张国焘在沉重的压力之下，并不认为自己在反共方面已经黔驴技穷。为了摆脱窘境，他又挖空心思地出了另一个主意。武汉沦陷后，陈独秀迁到了四川江津，张国焘便在陈独秀身上打起了主意。他向蒋介石建议，由国民党知名人士访问陈独秀，请他谈谈对抗日战争的看法，将其中有利于国民党的言论，编辑成册，公开出版发行，来对付延安的宣传，其效果肯定要比国民党御用文人的反共文章好得多。蒋介石欣然接受了张国焘的建议，派戴笠和胡宗南去见陈独秀。
为了说服陈独秀这个前共产党人接受他们的建议，并取得其好感，戴笠和胡宗南临行前着实做了一番准备。他们找到1938年3月傅汝霖、段锡朋等在《大公报》上为康生诬陷陈独秀为“日本侦探”、每月领300元津贴的事件而发表的辩护启事等有关材料，去见陈独秀。
在四川江津，陈独秀接待了这两位不速之客，也谈了一些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当得知国民党想让他公开发表言论时，陈独秀坦率地表示：“本人孤陋寡闻，唯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唯一的要求。”戴、胡二人遂扫兴而归。从此，张国焘在戴笠眼中已一文不值，备受责难和冷落。张国焘的处境得到了同乡蔡孟坚的同情，他开始为张国焘另谋出路。不久，蔡孟坚将张国焘介绍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的机要秘书甘家馨。甘家馨与张国焘也是同乡，对张国焘的处境颇为同情，便将张国焘引荐给朱家骅。朱家骅安排张国焘担任了组织部“反共设计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
张国焘无功受禄，特务们甚不服气，对他那一套从思想和理论上反共的“高论”往往嗤之以鼻。不久，张国焘即成了事实上的光杆司令。他不得不向蔡孟坚抱怨：“无计可施，无公可办，每日去坐一二小时，颇感无聊。”想到自己在国民党内所受的嘲讽、冷落、排挤，张国焘不无辛酸地对友人说：“我在国民党人眼中，我是一个身家不清白的人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