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广州就成为中国政府获取禁运物资和筹措外汇最重要的前沿阵地。“为此外贸部专门在广州设立了三局，就是对外贸易局，对进出口贸易实行全面管制。”吕健行回忆说，解放前广州有大量的商人在从事外贸代理，对外贸易局的成立，通过“许可证制度”将私营外贸商人的自由市场时代终结了，“只有政府的公司才有许可证，私营企业要么退出市场，要么挂靠在国有企业下面，委托进出口。”“到五十年代中期，广州口岸对外贸易实际上已由多种经济成分完全转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广州市内的外贸部属下专业进出口公司已能控制全部进出口货物，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控制外贸利润。”
政府在香港成立了两个重要的贸易代理公司：华润公司和五分行，华润主要代理杂品、丝绸和一些轻工业品的出口，五分行负责食品、茶叶和其他土特产。长期担任华润公司总经理的张平回忆说：“华润公司是中国共产党在香港从事经济贸易工作的机构。”“华是中华的华，代表中国，润是毛润之的润，代表我们党，就是说这个机构是我们党办的公司。”“为了打破贸易‘禁运’，华润于1951年成立了秘密的运输公司，取名‘兴隆行’。兴隆行有职员四名，任务是在港组织承运公司和人员，把我方的物资秘密运往澳门南光公司，再由南光公司负责把物资通过拱北运往内地，也把内地产品由同样的渠道销售出去。”
这几家国营公司的第一要务就是创收外汇，用出口换进口。“政府甚至可以不计成本，允许公司在一定范围内的浮亏。”吕健行说，“每个季度，华润都要做一个收支表，超支过多的，政府负责平账。实际上因为这样的成本优势和垄断国有公司的信誉，即使没有‘许可证制度’约束，在这样的非自由竞争状态下，广州和香港两地的贸易老字号也很难维持生意，他们唯一的选择是和政府合作，当然获利自然大不如从前。而国有公司可以借助他们过去在贸易上长期的私人关系。”“也有一些商人选择退出，我有次去香港，有个香港商人就对我抱怨说，‘不干了，完全是在给华润公司打工’。”
出口的畅通，只是广东作为贸易通道发挥作用的一个方面，而它的前提是，执政者需要能够极具效率地在城市里组织货源，确定物价。从这个角度来看，广州所进行针对工商业的这场“社会主义改造”对国家的意义要比其他城市更为重要。（本文摘自《进城：1949》，朱文轶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