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开始南迁。蒋介石命令大多数政府官员，转移到南京以西的三个城市，长沙、汉口、重庆。这使得留守南京的官员们中谣言四起，他们已被抛弃，任凭日人宰割。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经理拉贝先生，目击了政府南迁的过程。他在日记中说：政府的大迁移开始了，整个夜间大街上熙熙攘攘，汽车一辆接一辆，卡车甚至还有坦克，一起缓慢而又沉重地，“隆隆”地向前开。在通往下关的路上，行进着成百上千辆装满了行李的人力车，以及跟车的中国人。他们都想乘坐那几条即将驶往上游安全地方去的轮船。
留守金陵女大的美国人魏特琳女士，也在日记中提到了政府南迁的情景：几天之内，装满箱子的官员汽车堵塞了街道，然后，这些汽车迅速地消失了，公共汽车和人力车，也装满撤退的政府官员离去，弄得城市没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很快，几乎所有的汽车都走了，甚至那些往常从乡下运大米到南京的汽车也都走了。码头上又是前几天那番景象，来来去去的士兵们挤成一团，尽管如此，栈桥的一部分还是被封锁了，因为冯玉祥要启程，正当人群挤得水泄不通的时候，他的卫兵出现了，拔出手枪为他开出一条路，这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一个卫兵用他的毛瑟手枪，友善地抵住我的肋骨，示意我必须向后退。
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在《南京虐杀》中回忆了自己祖父当年离开南京时的情景。我的祖父焦虑地在芜湖码头，等了四天之久，扫视一船又一船的难民，到第四天，他的家人还是没有到，他被迫作出不曾有人做过的选择，乘坐下一趟，也是最后一趟船离开芜湖。他相信他的妻子和女儿，不会在前往南京的途中，也不会留在南京，当时他已经清楚地知道，这座城市不久就要陷落，绝望中，他声嘶力竭地对着天空，呼喊着爱妻的名字，然后，像是来自遥远的回声，他听到回答，回答来自最后一艘正从远处靠近码头的小船，我母亲总是对我说，他们的团圆是一个奇迹。
但是，很多人没这么幸运，南京报务员陆浩然带着怀孕的妻子李秀英，9月为避战火，从上海逃回南京。此时，他们又面临着逃亡，他们的女儿陆玲回忆。我爸费了很大的劲，总算找到一条船，可是当时我妈妈已经怀孕五六个月了，肚子蛮大的，人家一看是怀孕妇女，不带。爸爸就想留下来，可是我外公又说，爸爸的相貌比较威风，个子又高，要是日本鬼子进城，一定拿你当军人，所以叫我爸非走不可，我爸没有办法，只好一个人离开南京，留下我妈一个人在南京由外公带着。等待李秀英的，将是一生难以磨灭的痛苦。
陈晓楠：1937年11月中旬，五万中国军队达到南京，取代了离去的政府官员。他们来自上游港口，先卸下一箱又一箱的武器，然后开始占据自己挑选的空荡荡的政府大楼，到12月份，有九万中国军队驻扎在了南京地区。“南京保卫战”开始了。
解说：1937年11月22日的《纽约时报》这样报道战前的南京：军队改变了南京的面貌，中国士兵在大街上挖壕沟，埋地下电话线，在城市十字路口，拉有倒刺的铁丝网，十字路口开始变得像战场，军队也驻扎在城墙上。安装的机关枪，护卫着古战场。他们关闭了所有的城门，只留下三个，为军队运输保留一条下狭窄的通道。军队把住在下关和南门周围的居民，赶进城墙内，然后再烧掉他们的住房，那些要被毁掉的住房的人，被告知在几小时内搬走，否则就按间谍罪逮捕。军方的理由是焚毁是战略决定，为的是消灭任何可能为侵略者所利用的建筑。
12月9日，日本飞机开始在南京附近撒传单，传单是松井石根大将起草的，传单写道：保护无辜平民和文化遗迹的最好方法是投降，日军将冷酷无情地对待反抗的人。传单要求，南京城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投降，否则，将使用所有的战争恐怖手段。南京卫戍区司令长官唐生智，对日军的最后通牒的条款表示愤慨，他把传单摔在地上，决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时任作战厅长的刘斐回忆了当时的情况：唐生智要求交通部长俞飞鹏，把下关到浦口间的渡轮撤退，以后又禁止任何部队和军人从下关渡江，并通知在浦口的第一军，凡由南京向北岸渡江的任何部队或军人个人都请制止，如有不听他们制止的，可以开枪射击。
12月10日中午，两名日本参谋站在南京东墙的山门外，等待中国人的投降代表，在知道没有人出来后，松井石根恼羞成怒，他下令猛烈炮轰南京城。这是日军当年的新闻电影中炮轰南京城的画面，影片的画外音说，激战在南京市内外展开，这是日军工兵试图砸开南京城门的画面。
“南京保卫战”持续了四天，战况惨烈，共有十一位中国将军殉国。在光华门阵地，83军156师的敢死队员系着绳子翻下城墙歼灭日军，但完成任务后，这些敢死队员却做出的一个意外的决定，他们拒绝再次返回城楼，直接向日军发起攻击直至全部战死。在赛公桥阵地上，51师302团团长程智被打断了三根手指，但他依然率战士跳出战壕实施反冲锋，直至殉国。
殉国前，他给刚有身孕的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总算等到了与日寇交手的一天，此正是男儿报国之时，余决心以七尺之躯许国，惟盼吾妻能顺利分娩，所生无论男女，望善抚之，以继余志。
“南京保卫战”战至12日，中国军队渐渐难以支撑，凌晨三点，唐生智在家中举行了一个黎明会议，他悲伤地告诉副司令和高级将领前线已经陷落。他们无法保卫城门，而蒋介石已命令部队撤退。唐生智起先希望他的部队能经长江转移，现在他得知日本海军已在八卦洲以东的江面布雷，并驶向南京，军舰到达将会封锁退路，而这是逃离这座城市最后的一条路。
美国人乔治·菲奇在《我在中国的八十年》一书中描述了撤退时的情景：毫不奇怪，撤退的命令使中国军队一片混乱，有些军官绕城奔走，通知每一个碰到的士兵撤退，其余军官却没有通知任何人，即使是他自己的部下。相反，他拼命保护自己不要丧命，他们的士兵还在继续与日本人作战，看到其他身着军装的部队逃跑时，他们以为看到了大规模的逃兵，因此开枪制止逃跑，打死了数百自己的战友。
由于唐生智在撤退命令上的重大失误，使得参加“南京保卫战”的部队撤退时一片混乱。广东部队的四个师在蒙受巨大牺牲后从日军正面杀出一条血路得以突围，而其他部队大多涌向挹江门和下关一带，从而陷入了危机四伏的境地。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报道：士兵由于不断增长的绝望而混入老百姓中，他们闯入商店去偷平民服装，在露天里脱衣服，街上很快遍布半裸体的士兵，还有半裸体的警察。这些警察脱下自己的制服，以免被误认为是士兵。为了到达港口，士兵必须要首先通过中山路，再出西北城门挹江门，然后才能进入下关码头。
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宪兵部队后来在写总结教训时写道：用仅仅一个挹江门作为撤退十万军队的通道，是不可想象的。
《芝加哥每日新闻》这样报道：随着夜幕来临，中国士兵抛弃了坦克和装备，全力渡江，最后到了几万人抢夺两三条渡船的地步。惊恐的船员拼命阻止想要上船的人群，他们用斧子砍抓住渡船和触板边上的士兵的手指，当最后一条船也无影无踪后，士兵绑着草就的浮水装置，抱住或抓住铁轨枕木、园木、木板、澡盆或是同附近人家偸来的木门，跳进江中。当最后一块木头也无影无踪时，许多人企图游过江去，但等着他们的几乎肯定是淹死。
唐生智直到晚上九点，才上船脱险，此时，火光映红的夜空，唐生智对南京的最后一瞥，是烈火中的城市。南京的市民们正在疯狂地逃命，而他的部下此时正趴在木块上，漂浮在长江黑暗、冰冷的江水中。他后来这样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打过这样槽的仗，我对不起国人，也对不起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