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延安会谈暗约西北大联合
张学良决心反蒋的消息，陆续传出，在共产党人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5月5日，负责中央联络局电台的曾希圣报告说，张学良已有抗日反蒋决心，并提出要进一步与周恩来相商。电称：“近因蒋愈恶，张颇悟，已有抗日反蒋决心，言要干就彻底干。惟为准备计，反蒋事暂不公开，但如何处理各内系统问题，盼有所商定。示张能否见面，定好地点。”
十几万东北军的统帅张学良突然决定参加革命，这不能不让中共中央感到惊喜。毛泽东等这时刚刚率红军从山西撤回陕北，正在为应付东、南两面迅速推进的国民党军，确定红军下一步行动方向而焦虑，如果张学良和东北军真的能够加入反蒋运动，日趋不利的军事形势就会迅速转为对红军有利。
5月8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根据张学良态度转变的消息，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联合东北军，接通外蒙、苏联，为西北国防政府而斗争的行动方案。他指出：时至今日，中间阶级的态度终于转变过来了，落后分子也一天一天地觉醒了。“其中最明显的是张学良的态度，这是大革命到来的标志”。“现张由反日的决心开始进到决心反蒋的程度”，这说明民族资产阶
级是应该争取也可能争取的。考虑到现在的有利形势，中共中央总的任务“是全国人民统一战线，战胜蒋日”，但具体到西北地区，现在的任务应当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争取中国革命首先在西北胜利。他强调说：为西北国防政府而斗争是可能的，因为西北是最薄弱的一环，并且有特殊条件，即中央和红军都在此，同时还有东北军，又接近苏联。而这后一点尤其重要。我们不要“光荣的孤立”，我们可以和宁夏、新疆、外蒙联系起来，与苏联结成联盟，从而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指出：“三月间订立的苏蒙条约，就是告。诉中国革命者，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联盟。”“这是重要的事！”显然，东征山西作战的受挫，使他清楚地意识到，红军要想真正在西北站稳脚跟，接通苏联，取得援助是关键的一环。据此，中共中央又开始提出西征作战的战役计划。
一方面红军决定实施西征作战，需要张学良的东北军给予配合，另一方面由于红军回师东渡，国民党中央军尾随入陕，“剿共”大战一触即发，张学良急需与红军协商下一步行动步骤，避免深入苏区的东北军成为红军打击对象而再受损失，因此，双方领导人之间的再次会谈实属必要。特别是在张学良一方面，与中共酝酿反蒋问题虽非一时冲动之举，但到底关系其自身和整个东北军利益甚大，一步走错，满盘皆输，用刘鼎报告张学良的话来说，若“在自动标扬之先而被人察觉，则我暗彼明，常常会遭受一些意外的损失”。可以看出，张学良这时心理上已颇具压力。故在与刘鼎三次密谈之后，张学良就要求刘鼎代为转电周恩来，急谋见面，以商讨中央军入陕后两军所能采取的具体对策。刘鼎在5月4日的电报中称：此间得知红军西渡，汤恩伯之二师于后跟进。如确，则张求见周，面商对策，见面地点在甘泉旧县。
这时，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恰巧派周建屏前来陕北。路经洛川时，张学良特别约见了周建屏，要求他立即向周思来说明，蒋介石命令杨虎城由宜川经延长向延安推进，而杨虎城以张部未能前进至临真镇，其左侧缺乏掩护为借口不进，使张陷入被动。故张学良要求红军为东北军让开通路，让他开两团人到临真镇，他答应十天内不建碉堡，即行退回。与此同时，张学良要周建屏告诉周思来，红军所要子弹一事，他可以供给一部分，接取的方法或由东北军派人经甘泉到延安的大道上运子弹，红军去夺取，或他派一师进攻瓦窑堡，红军预先避开，留一些废枪，他取走废枪留下子弹。他意后一种方法较为安全。张学良最后再次“要求与思来见面”。
接到刘鼎报告，并与张学良频繁通电之后，中共中央对张学良已相当信任了。既然张学良已经决心反蒋，两军如何协调以应付蒋军，帮助张学良渡过眼前关节，在中共中央看来，不成为严重问题。中共中央这时最为关心的，还是张学良决定参加反蒋后，红军当如何与东北军实现大规模的战略配合，也就是如何在西北建立抗日反蒋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问题。为此，毛泽东、彭德怀与周恩来于5月7日明确复电刘鼎转张学良与王以哲，表示同意再度会谈。电报称：再度会谈极为必要，请张学良先生决定时间，愈快愈好，地点以川口或延安为宜，弟等三人中可来二人。电报明确认为，双方会谈应当就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具体协商，即一、张学良先生准备大举之实际具体步骤，即政治军事经济之问题；二、杨虎城、阎锡山、马占山、邓宝珊、盛世才、王均、毛炳文七部之联合战线问题；三、东北军与红军今后行动方针问题。电报同时提醒已有反蒋之心的张学良：非有确实可靠之政治环境条件作保证，万不可轻易离开部队，以防意外。
接到毛泽东等的电报，张学良当即通过王以哲复电表示同意，并建议10日晚仍在延安见面。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军委这时正在延川开会，而延川距离延安又有250余里之遥，一时赶不及，故周恩来9日电告王以哲、张学良，说明自己将于12日下午赶到川口，当晚入城会谈。于是，周恩来于11日凌晨动身，12日晚赶到延安城外，当晚再度秘密进入延安城，与张学良进行了第二次延安会谈。
在这第二次延安会谈中，双方首先就允许东北军进入苏区筑堡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其次商定了允许一部红军前往陕南转进河南发展的具体办法。而最重要的，会谈中还就东北军与红军实现西北大联合的计划进行了具体的讨论。双方决定，为着在西北建立抗日反蒋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计划，红军和东北军将首先致力于：“以兰州作大本营，建立局面，打通友邦”。当然，会谈最后还就双方最关心的联络苏联的办法交换了意见。决定中共中央的代表邓发由张学良安排护送经甘肃、新疆前往苏联，安排援助事宜。张学良的代表随后也走新疆去苏联。
张学良希望加入中共，共谋义举
5月下旬，两广(广东、广西)当局打着“请缨抗日”的旗号，兴兵北上湖南，公开向南京政府发难，引发了著名的两广事变。这对于正在周密部署西北大联合计划的中共中央来说，不啻天赐良机。6月初，中共中央迅速着手筹划和部署西北发动的实施步骤，准备“加速西北的发动来响应与配合这一发动”。
6月12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会议明确提出，时不我待，应当推动张学良的行动步骤，提前实现西北国防政府计划，因为两广独立支持反蒋战争恐难持久，“西南若恶化，对西北发动有困难”。毛泽东也明确提出：两广事变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一大推动力，已经成为目前中心的一环，对西北发动确有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西北发动可提早时间”。据此，中共中央作出提前发动的决定，并将前此与张学良商定和进一步向张学良提交的计划书内容，于6月16日详细上报共产国际请求批准。电报称：为了策应两广及华北的局面，西北的发动决定提早。发动的时机拟在两个月内。发动的部署以接近苏联与解决西北蒋介石力量为原则，大体以红军一方面军经于甘北，二、四方面军经于甘南，以东北军一部入兰州，解决朱绍良，并控制兰州到哈密要道。西北国防政府应以兰州为中心，此政府主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推张学良，我们则任其副。
在上述报告中，中共中央特别提到了经费和装备的问题。因为这不仅是中共中央担心的问题，也是历次谈判中张学良最关心的问题。一旦西北发动成为事实，如果得不到苏联方面的有效援助，不仅几十万大军的粮草弹药将无以为继，而且也难以号召全国其他地方实力派加入到抗日反蒋的行列中来。因此，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事变发动后，红军和东北军每月至少应得到国际300万元的资助，并需要苏联提供飞机、重炮、各类步枪、机枪、架桥设备以及各种弹药的援助。
这时，张学良因去南京、上海了解情况，并暗中联络两广方面，不在西安。因此，周恩来特地致电王以哲，要求王以哲务必加紧准备，并约张学良回来后立即前来协商，以便提早完成西北发动的一切准备工作。电报明确讲：目前大局，两广已经发动，华北宋哲元也有加入说，云贵川湘都在酝酿，大有造成全国抗日反蒋之可能，东北军发动时机业已成熟，一俟张学良先生回来，即须协商具体办法。西北国防政府之成立，此其时矣。吾兄乃东北军之柱石，务望对内部组织方面十分加紧。时局亦要求我们提早时间，大约一个月内即须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张学良归后，务清将此意转告之。
6月20日，张学良兴冲冲从南京回到西安。由于对两广事变前途看好，张学良的思想显然又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他回到西安后的第三天，就前往刚刚在长安县王曲镇开办的长安军官训练团，大谈“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已经到了！抗战是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抗日是东北军最大的使命，时间巳不容我们谈准备了！我们要马上将准备与行动联系起来！”“宁肯因斗争致死，决不束手待毙！”要求他们以抗日求统一，以抗日求生存，把抗日工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几天之后，张学良用电话召刘鼎前去。据刘鼎回忆称，张学良当时明确提出要“把队伍拉出去，能拉多少算多少，和红军一起干”。姑且不论刘鼎几十年后的回忆是否可靠，他所说到的情况却有踪迹可寻。只不过，事情似乎比刘鼎的回忆更加令人吃惊。因为根据当时的文献记载，张学良这次与刘鼎谈了将近二个通宵。除了对中共中央提出的提前西北发动的时间大体上表示同意外，他最多谈的竟是有关共产党本身的各种问题。他希望了解有关共产党的各种知识。谈来谈去，直到谈话的最后，刘鼎才搞清楚，他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他突然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问题，说是想请中共中央予以考虑，并派专人前来训练他。
回到住处，刘鼎顾不上休息，就急忙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张学良的这一要求。
张学良要求入党，这个消息在中共中央领导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但是，在经过了几个月的接触和工作后，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多数中共领导人都倾向于接受张学良的要求。因为，他们相信，张学良固然未必对共产主义有多少认识，但正如刘鼎来信所说，他本质上是好的，不仅深觉人类的善恶，深觉人群中孰优孰劣、孰曲孰乖，而且期待社会有极良好之制度。经过细致的工作，他有可能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当然，此事关系重大，并且没有先例，他们在小范围内研究后，仍决定上报共产国际征求意见。据此，这时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亲自起草了一封密电，于7月2日发往莫斯科。电报说：张学良虽然做过军阀，但东北军现在已经成为一支被日本帝国主义驱逐，亡国亡家的军队，背后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支持，与一般军阀军队有很大的不同。张学良本人现在也十分信赖苏联，并多方设法帮助我们打通国际联络。西北国防政府计划目前更是在积极进行当中。为了便利于西北发动，张学良已明确要求我们加派领导人才去为其策划，并且要求加入我们的党。经过研究，我们拟派叶剑英、朱理治去西安，并准备在将来允许他人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电报还进一步提到西北发动问题，明确认为：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争夺东北军已到了最后决斗的时期，我们客观与主观的条件虽都好过蒋介石，但还要用一把很大的力量，国际的援助是一个重要条件。两广发动已20余天，华北地方实力派代表也来西安约张学良共同举事。东北军在西北的发动决不容缓，我们计划至迟到8月应该发动。因为8月上旬二、四方面军可到甘南，那时实是最好时机。你们意见如何，即行见告。
从6月16日到7月2日，前后不过两周左右的时间，中共中央的西北发动计划再度提前，可见张学良在政治上的突飞猛进，使得中共中央心情更加急迫。他们更加确信，加速西北发动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到了这个份儿上，爆发西安事变，似乎仅仅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