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天全之战与郭勋祺
内容：追兵赶过逃兵，土城战役实情，学过《资本论》的郭勋祺，红军乔装败兵攻城
天全之战后于芦山，攻克却早于芦山。攻打天全的是许世友的4军，张国涛朱德率领的红军总部跟随4军前进。首先遇到的又是曾经防守大渡河泸定桥一线、以逃跑着称的刘文辉部袁国瑞旅。此公虽然被蒋介石命令“严加查办”而被刘文辉保护下来，依然一如既往地见红军就跑。他的杂牌部队秋老天寒还没有棉衣，武器只有一半可用。而防守天全重要隘口紫石关的，恰恰又是弃守泸定桥的李全山团。紫石关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不亚于泸定桥，还有照蒋介石命令修的一串碉堡，结果被红军一个排就端掉了，剩下的事就是一路狂逃，耽误的时间是沿途抢劫。结果让红军的先头部队一直追进队伍里，操着四川口音“劝士兵不要跑，只问营长、团长在那里，不少士兵也就坐下不走了”。
刚刚接防天全的刘湘的模范师完全是另一码事。该师是刘湘直接指挥的独立师，师长便是让中央红军在贵州土城吃了败仗的郭勋祺。郭是川中宿将，绰号“郭莽子”（勇猛之意），当时他还是旅长。关于土城一仗，没有什么材料比胡秉章的《川军郭勋祺部在川黔滇边阻击红军长征之经过回忆》（见《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1983年12月）一文更为详实的了。胡当时是郭的参谋长，亲身经历作战全程。他保证这是“求实存真的忠实记录”。他写道，那一仗不是红军的战斗力不强，而是郭的“运气太好”。其一，郭旅在向土城追击红军时，胡“突然在道旁拾到一张四寸多宽，捏皱了的油印文件，展开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红军诱敌深入聚歼郭旅的计划。郭当机立断，抢先占领红军口袋阵的制高点狮子梁，使红军居高临下的歼灭战计划变成了自下而上的攻坚战。其二，当时郭旅只有6千多人，与数倍于己的红军大战两昼夜，已濒临绝境。这时一个叫王清泉的连长被红军俘虏，朱德、毛泽东亲自进行审讯，这个连长谎称郭旅附近还有八九个旅，“就把敌人吓退了”。实际援军两天以后才赶到。这个连长被红军释放后向郭报告了此事，郭当场给这位“泄露军机”的连长奖赏100元银圆，委以营长之职。这两件事当时在刘湘军中被传为奇闻笑谈，而至今许多出版物仍然把这位被俘连长的口供当真。
此战之后，郭勋祺晋升模范师师长。接着又晋升中将纵队司令，直接受蒋介石指挥。但他不仅仍照刘湘的红军不入川就虚以应对的原则行事，而且照胡秉章的说法——从内心不愿和红军打仗。土城之战后他对同学兼“掉帖弟兄”的胡谈心说：“我们在学校时，学习过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知道共产党也有许多建国方法是好的，不过激进一点。我从内心上，何尝愿意与他们硬拼。这次土城之役是他们布好阵地蓄意要歼灭我们，不是我们想去打他。既然已经钻进了他的口袋，……不得不努力拼搏”。事实上，土城战役之后中央红军一直避免与川军交火，而郭部在以后半年的追击战中，也“与红军始终保持相当距离，没有发生过战斗。”
和土城战役相比，郭勋祺的模范师在天全这一仗败得实在有点窝囊。防守天全的实际上只有郭师的一个旅，另外两个旅在芦山方向协防。11月7日，袁国瑞带着败兵跑到天全城外要求进城，在郭看来，让这些败兵进城无疑是一场灾难，不仅不会加强防守力量，只会动摇军心，下令拒绝他们入城。袁旅的败兵此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勇猛，无令自行地向郭的守军发起冲击。郭部开枪阻挡，扬言“把这些杂牌部队清除掉才好打红军”。袁国瑞见势不妙跳岩而逃。一个叫雷树清的连长则带着败兵，以骇人的气势冲向郭部的机枪阵地，“打垮了”守军，胜利地逃到天全城后面的梅子坡。
11月8日，红军在天全城外受到郭部的顽强抵抗。但此时败兵仍源源不断——有的是真的，有的则是红军装扮的，给守军制造了很大的混乱。三天后郭勋祺在飞仙关向新新新闻的那位女记者谈到失败的原因时说：“友军在泸定方面失利败后，大概是小有损失。匪人前夜（9号）埃近城边的时候，穿的衣服完全是友军的衣服，口令符号什么都是相同的，当时我们以为是友军无疑，只是没有允许他们进城，喊他们在城外附近自己找个地点驻着，待明天天明后再说，殊知到了昨天（10号），他们就出其不备的把我们城外的警卫打了，跟着就涌进城，晓得他们是乔装来的时候，已经很混乱了，所以被（打了）一个凑手不及。”（《芦山十日血战记》）。
郭勋祺兵败天全，直接导致了芦山的失守，实在是有负重望。但他在后来的决战中却表现出色，应了他万不得以不和红军拼命的老话。他在黔北与胡秉章的那番话并非虚言，他和共产党的往来更是扑朔迷离。差不多10年前的1926年，他就因为与中共四川领导人杨暗公和朱德有来往，而被刘湘摘掉过旅长兵权。1937年他任144师师长在太湖与日军恶战，直至身负重伤，是川军抗战打得最好的仗之一。后来他又因在皖南与新四军交往甚密，为蒋介石所忌，1939年撤了他的50军军长之职。1948年任襄樊绥靖区副司令被解放军的俘虏，却又回川和中共地下工作者胡春甫等一起做川军的策反工作。建国后他成为“统战对象”，曾任四川省体委副主任。
八、打到成都吃大米
内容：陕北中央对南下战役的支持，张国涛大喜过望，南下红军吸引剿共兵力，刘湘唯有拼命，四方面军指挥员们的狂热
王树声李先念的中路纵队拿下芦山；倪志亮的右路纵队拿下天全；陈海松的左路纵队才一个师的兵力，因为遇到的是邓锡侯的部队，已经打进邛崃县境。短短10多天的时间，红军已控制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及懋功以南的川康边的一大片地区，造成东下川西平原，直掠成都的战略态势。
陕北的中央对南下红军的的行动表示热烈支持。11月12日即攻克芦山的当天致电张国涛朱德：“你们目前应坚决向天全、芦山、邛崃、大邑、雅安发展，消灭刘、邓、杨部队，求得四方面军的壮大，钳制川敌主力残部，川、陕、甘、晋、绥、宁西北五省局面的大发展。”看这一时期陕北中央和张国涛的电报来往是很有趣的。双方互通情报，双方都在以领导者的身份向对方下指示；今天你处分我，明天我开除你，同时又不撕破脸皮，仍然称兄道弟。而眼下张国淘的底气更足，天、芦的胜利让他大喜过望，先前的顾虑已经扔在脑后。当日回电告诉对方，天全芦山已经拿下了。接着就教训道：“这一胜利打开了川西门户，奠定了建立川康苏区的基础，证明了向南下不利的胡说，达到了配合长江一带的苏区红军发展的战略任务。这是进攻路线的胜利。甚望你们在现地区坚决灭敌，立即巩固扩大苏区和红军。”
蒋介石原先判断红军会师后将会向西北方向运动。9月下旬他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总”，自任总司令，调集各路大军作好在西北围剿红军的部署。红军的分裂对他是个好消息，而红军主力凶猛南下却出乎他的预料。他不得不改变原先的计划，急令集结于甘南和川北的薛岳部驰援川西。11月12日，薛岳亲率其第一纵队吴奇伟部由南充出发、第二纵队周浑元部自甘南出发，火速向成都开进。加上原先就在泸定一带的第五纵队的李韫珩（李抱冰）部，此时追剿红军的中央军主力已被吸引到南下红军方面。张国涛后来说，他的南下计划“可以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我们这一方面来，因而减轻对北上先遣队的压力。”不论这是否他事后诸葛亮式的辩解，这都是一个事实。
然而这又为蒋介石控制四川创造了一个机会。当初蒋介石的参谋团到了重庆，刘湘把四川省政府从重庆迁到成都，使出浑身解数不让中央军进驻川西。现在中央军名正言顺地进入了刘湘最后的地盘。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并未打算让中央军直接投入作战。他把中央军集结在成都，让川军顶在前线。川军若胜，既借力打了红军，自身也难免消耗巨大；川军若败，中央将全面控制四川。或许后者是他更希望的结局。事实上他已在进行中日全面战争开始后迁都重庆的准备，削弱乃至消灭四川的割据势力势在必行。
红军连下天全、芦山直逼川西坝子，这就把刘湘逼到生死存亡的悬崖绝壁上。如今，他的面前是气势汹汹的红军；身后是川军的老巢，还有刘氏家族的发祥地安仁镇；再后面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中央军。一旦战败，对他来说将丧失一切；对刚刚统一指挥的各路川军，则是倾巢之下无完卵，谁也别想再在这口“大锅”里捞一杯羹了。
刘湘要拼命了。从11月2日起，他就亲临邛崃的总司令部坐镇，召集将领训话，“严词恳切”的对川军各自为阵但求自保积习“痛加钺砭”，并发出前所未有的严厉手令：“有临阵退缩，畏缩不前，或慌报军情，作战不力者，一律军前正法，其各官兵，倘有违令者，排长以下得有连长枪决，连长以下得由营帐枪决，营长以下得由团长枪决，团长以下得由旅长枪决，旅长以下得由师长枪决，师长得由总指挥枪决，总指挥……由总司令部查明依法严惩。”
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红军严重的估计不足。此刻他们正沉浸在节节胜利的狂热中。尤其是和川军作战胜绩屡屡的四方面军指挥员们，更是到了恨不得将对方一口吞掉的地步。徐向前说他此时心情是：“川军是我们的老对手，对付他们，有点把握。”“打到成都吃大米！”“打到成都过年！”这两句口号在象一阵风似的在红军中流行起来。这个四方面军的老战士人人记得的口号，几乎所有的中共党史材料都称是张国涛提出来的，事实上红军从来没有打到成都的计划，张国涛只承认他说过“打到天全吃大米”，也没有任何文件证明它是出自于红军指挥机关。也许这是根据张国涛的话演变的，更大的可能是四方面军中好胜心切的年轻将领们叫出来的——他们团以上的干部平均年龄只有20几岁，最年轻的军长陈世才只有22岁。无论如何，对这支饥肠碌碌衣衫褴缕士气高昂的大军来说，没有什么比它更鼓舞人心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