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在这时，“东京湾事件”发生了。这对约翰逊来说简直是一个天赐良机。虽然，对于1964年8月4日那天的第二次袭击事件，约翰逊总统私下里也向助手表示过怀疑：“真见鬼，难道那帮笨蛋海军只是在射击鲸鱼？”但是这种疑虑只是一闪而过，大选的需要压倒了一切。他虽然心知肚明，仍执意通过了臭名昭著的“东京湾决议”案。
在1964年11月总统大选之间的四个月(即8月)，约翰逊以所谓的“攻击美舰”为借口而猛烈地回击了越南北方，但随后的报复性打击也只限于一次空袭行动。这样，他在选民心目中树立了既是三军总司令，又是“和平之人”的政治威信。面对约翰逊这种近乎完美的政治伎俩，竞争对手巴里·戈德华特恐怕不可能拥有获胜的机会了。
根据民意测验的结果，有85%的民众赞同对北越的轰炸行动。约翰逊在民众中的个人声望也如日中天。他已经证明，他愿意勇敢地抵抗共产党阵营的进攻，而且采取了适当的行动，可以批评他的对手戈德华特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战争贩子了。
不过，东京湾轰炸后，约翰逊并没有立刻下决心升级战争。这是因为，在是否应当尽早对北越进行持续的大规模轰炸的问题上，他的班子中出现了两种对立意见。
太平洋美军总司令尤利塞斯·夏普新官上任，马上致电参谋长联席会议，鼓动保持东京湾轰炸所创造的“势头”，他认为，对北越的压力一旦施加就不能放松，否则将前功尽弃。对于总统和他的文职班子们在轰炸问题上的优柔寡断，参谋长联席会议早已等得不耐烦了，此时借机向总统要求以持续的大规模轰炸打击北越。二战中曾策划对日大轰炸的空军参谋长柯蒂斯·李梅叫嚷，美国的战略应该是将北越“炸回到石器时代”。同参谋长们站在一起的还有刚刚调任远东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威廉·邦迪等人，他们更是一个劲地鼓吹早日对北越的军事目标和胡志明小道进行战略轰炸。
此前，作为久经战阵的老牌军人，泰勒在越南问题上一向以“鹰派”自居，调任驻西贡大使后，却表现出少有的谨慎，不赞成仓促发动持续轰炸。8月18日，他向华盛顿发电强调：“在对我们盟友的素质有较好的感觉以前，我们应当谨慎行事，以免陷得过深。……如果我们在南越的某地不牢靠，如果阮庆的军队到处被越共叛乱分子搞得动弹不得，那么我们就不应在军事上卷入同北越、甚至可能同红色中国的冲突。”
泰勒建议以1965年元旦作为计划发动连续轰炸的预定日期，在此之前，努力稳定阮庆政权和改善南越军事形势。除非形势突然恶化，阮庆政权马上就要完蛋，美国就不应动手。泰勒的主张得到了麦克纳马拉、腊斯克等人的响应。9月7日，回美国磋商的泰勒与这些高层决策者开会，一致同意以阮庆政权过于虚弱为由，正式向约翰逊提议至少两三个月内不做较大的战争升级。至于这一期间对北越的军事行动，他们建议立即恢复“东京湾事件”后暂停的“34A袭击行动”和“德素托”海军巡航，并且随时准备就北越和“越共”的攻击事件作报复性轰炸。
在是否立即大规模轰炸北越问题上，约翰逊显然比泰勒还要克制与谨慎。他坚持认为，扩大战争应该是“有限的”、“逐步的”，因为他不想因此而引起和中国甚至苏联的直接对抗。同时，他也对空中力量对南越作战活动的影响表示怀疑。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战略，可以欺骗世界舆论，便于一步一步地把盟国拖下水，捆在美国的战车上充当帮凶。
私下里，约翰逊还以他一贯的老粗风格，举了一个极其粗俗的例子来打比方，向朋友和批评他的人解释道，他对北方轰炸的“逐步升级”的方式是“勾引”而不是“强奸”。如果北越突然对这种逐步而缓慢的升级行动作出强烈反应，就象一个女人在面对勾引行为时偶尔会做的那样，那么，通过威胁进行报复(例如，对着女人的面孔猛抽一巴掌)，美国就能获得缓和轰炸行动的足够时间。换个角度来看，如果美国一开始就对北方展开一场全力以赴的攻击——强奸而不是勾引的话，那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而来自北越，弄不好还有中国的反应可能同样是直截了当和全面性的。
因此，约翰逊自然胸中成竹。尽管他的幕僚们意见相左，他却自有主张。9月9日，他主持召开高级军政筹备会议，将迅速开始对北越进行战略轰炸的主张一概驳回，理由是阮庆当局能在西贡街头保卫自己以前，美国就不应这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