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协定，李宗仁犹豫，白崇禧反对，蒋介石则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20日，国民党中常会发表声明，表示绝对不能接受协定！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
和谈破裂，南京代表团的去留问题，无可避免地摆在面前。张治中囿于从一而终的伦理，反复强调：“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来和谈的，和谈既然破裂，理应回去复命。同志们行动完全可以自由决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复命。”当时的张治中留居北平，心情苦闷，思想斗争很激烈。由于多年蒋介石对张治中的赏识和重用，张总是念念不忘知遇之恩。对此，周恩来坦诚指出：“你这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为一个人着想，而不为全国人，为革命着想？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
24日，在南京派来接代表团的专机上，走下了张治中的夫人及子女。
当时从上海到北平的情景，对于张一纯来说还如在眼前。“当时我们全家都住在上海我大哥家中。4月24日凌晨两点多钟，父亲的老朋友、中央航空公司邓士章先生打来电话说：张先生有电报来，让你们乘飞机去北平。一切我们都准备好了，早晨6点前派车去接你们，请做好准备。6点左右，航空公司的汽车来了。我们迅速装上行李，离开了家。汽车一直把我们送到机场。我看到飞机没有按照惯例停在候机大楼前的停机坪上，而是远远地在起飞跑道上等候。汽车一直开到飞机前，我们刚跨进机舱，飞机就起飞了。当天下午平安到达北平西郊机场，见到了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父亲和周恩来的代表叶剑英同志。”
“晚年时，是总理多次保护了父亲”解放后的中国，改天换地。而对于张治中来说，也掀开了新的一页。
1949年11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张治中协同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前往迪化，筹备改组新疆省人民政府工作，商榷拟订新疆省的施政方针。不久，他又前往西安，协助彭德怀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并开展陕、甘、宁、青、新五省的领导工作。
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中被打倒，正在广州休养的张治中得到消息后马上写了一封上万字的信给毛泽东，这封信被周恩来截收，周恩来特派自己的秘书高登榜亲自到广州，转告张治中说：“你给毛主席写的信我收到了，请放心。但你现在主要的任务是好好休养。”张一纯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表情凝重地说：“现在想想，实际上是周总理保护了我父亲啊。”
“文化大革命”狂风刮起后，张治中曾经陪伴毛泽东在天安门审阅红卫兵。张一纯回忆说：“1967或1968年的国庆节，我父亲执意要见毛主席，当时他的身体很不好了，就让我推着他到了城楼上，见到毛主席后他说：‘毛主席啊，你老人家走得太快我跟不上了。现在被打倒的干部早就超过5%，党内我有许多老朋友都被打倒了。他们被打倒，你老人家怎么办呢？’毛主席本来坐着，听到这话他站了起来，说：‘文白兄，我们可以甄别嘛。’”
其实，这时候的张治中也已受到冲击。他的家已经过两次红卫兵的冲击，乃至周恩来特派解放军站岗，以对其家人加以保护，1967年又安排张治中入住北京三零一医院，改名林友文，就连亲人也不能探视与电话联系。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中，张治中常常沉默不语，每天看着报纸，一言不发。但等到张一纯下班，张治中会问问儿子今天发生的事情。张一纯说，“父亲晚年时我和他住在一起，所以可以感受到他的情绪是比较低沉的。其实他身体没什么问题，就是心情不好，有些事情想不通。”
1969年4月6日，79岁的张治中抑郁而终。张治中去世后，统战部当时的领导提出不搞告别仪式，周恩来则提出，一定要搞个仪式，周说：“我参加，再通知其他张治中的党内外的老朋友。”4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了张治中遗体告别仪式。周恩来向这位老朋友深深鞠躬告别的时候，也许会觉得落寞与孤独。少年意气风发时结识于军校的兄弟，中年颠沛流离时的对手和朋友，最终先他而去，静默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