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夏，康有为第四次上书，都察院、工部不肯代递，袁世凯曾帮助向督办军务处要求代递。不久，强学会成立，袁世凯积极参加，是发起人之一。后来袁世凯奉派赴小站募新建陆军，康有为等为袁设酒饯行，康有为对袁的印象也极好，认为：“袁倾向我甚至，谓吾为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
1.袁世凯的越级提升是由于维新党的大力举荐
袁世凯与维新派建立了联系。维新派要借重袁的兵力，而袁则想通过维新派的荐举，升官晋爵。当然，袁世凯官位已高，不便和维新派公开来往，他的联系人即是徐世昌。袁世凯从三品按察使升为二品候补侍郎即是徐世昌向维新派活动的结果。
袁世凯通过维新派的荐举，越级提升。袁对维新派感激不尽，他们之间的关系拉得更近了。维新派内部议论的机密事，也不避着袁，而且袁表示支持。不管怎样，光绪帝是合法的君主，袁世凯除了思想上与维新派有一致之处，无论从忠于君主的伦理观念说，或是为个人名利地位计，他也会向维新派靠拢。
八月初三日，当光绪帝的密诏带到康有为那里，语气紧迫，有“朕位且不能保”的话，维新派的几位核心人物聚在一起，捧诏痛哭，商议救光绪的办法，其中竟有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在内。
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相与痛哭，谋划救光绪的策略，这是何等机密的大事，却有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参加，徐是袁的代表，如果不是袁已对维新派做出全力支持的承诺，维新派是不会让徐世昌参加这一秘密活动的。
2.袁世凯对维新党的承诺：“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袁世凯对维新派做过全力支持的承诺，从毕永年的记载中可以证实。毕永年是谭嗣同的好友，为人豪侠，谭嗣同邀请他到北京来实行兵变，待劝说袁世凯杀荣禄，围颐和园后，即由毕永年率领勇士，拘执太后。康有为对他说：“袁极可用，吾已得其允据矣！乃于几间取袁所上康书示仆，其书中极谢康之荐引拔擢，并云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康曰：汝观袁有如此语，尚不可用乎？仆曰袁可用矣。”袁世凯给康有为的信中：“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这分明是愿意执行极危险的任务，袁写信时不一定知道要围园劫后，但必定已知道康有为要借重他的兵力，去对抗守旧派，故而做出“赴汤蹈火，亦所不辞”的承诺。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八月初三维新派核心人物，跪诵密诏，谋救光绪时，这是多么机密的大事，竟会有袁的代表徐世昌在座，正因为袁世凯已做出十分肯定的承诺，维新派才会对他完全解除戒备。维新派与徐世昌跪诵密诏，商量救光绪时，自然会谈到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劫持太后的密谋，因为这是维新派既定的策划。毕永年七月二十七日到北京，二十九日，事态紧急，维新派走投无路，就要把策划多日的密谋付之实施。他们请徐世昌一起看密诏，就是要说服徐同意进行兵变，围园夺权，据康有为的说法“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但是，实行兵变的关键人物是袁世凯，徐世昌不能决定这样的大事，于是就有当夜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与袁世凯面谈之举。因此，谭嗣同夜访法华寺就不是一桩突然的、冒失的行动。如果袁世凯与维新派交往甚少，属于圈子以外的人，谭嗣同会那样冒冒失失地去夜访他，向袁谈极机密的消息，要袁去做极危险的举动吗？谭嗣同是血性汉子，豪侠任气，为事业而不惜自己牺牲，但他是读书明理的人，不是莽撞的冒失鬼。据毕永年说，谭嗣同不赞成围园劫后的举动。谭云：“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且使皇上面谕，我将奈之何？”为了挽救维新事业，执行光绪与康有为的命令，谭答应夜访袁世凯，不惜一走龙潭虎穴。如果袁世凯事前没有“赴汤蹈火，亦所不辞”的承诺，他未必肯如此冒失从事。尤其是袁世凯的《戊戌日记》中把谭嗣同写成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气焰凶狠，类似疯狂”，“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并非事实。这样的描写只是袁世凯为了掩盖自己和维新派的密切关系而编造出来的。3.为保全自己，袁世凯出卖了光绪帝和维新党袁世凯虽早已参与维新派的谋划，并承诺要支持维新派，但八月初三日提出了杀荣禄，调兵入京围颐和园劫持太后之谋，袁世凯犹豫了。因为执行此计划极其冒险且难度很大。袁军虽精锐，但周围有聂士成、董福祥的军队牵制。聂、董的军队人数远在袁军之上。且袁军驻扎小站，离北京二三百里，要长途行军，突破聂、董二军的阻拦，奔袭颐和园，成功的把握实在太小了。袁提出到天津阅兵时，光绪帝走入袁营中的设想。这一计划可能维新派与袁世凯早已商量过，袁主张实行这一计划，成功的可能性较大。袁世凯握精锐之师，有天子在营中，以静制动，谁敢有异言？但当时形势已迫在眉睫，维新派知道等不到天津阅兵，慈禧太后就要下手了，对袁世凯表示失望。故翌日（八月初四）康有为即奉旨离京，留在北京的谭嗣同、梁启超等没有想到袁世凯告密，而事实上袁亦并没有立即主动告密。
荣禄一直在窥测事态的发展，袁世凯被召进京，封为侍郎，荣禄很紧张。谎称英俄在海参崴开战，大沽口外，战舰云集。故调动军队，把聂士成军调到天津，把董福祥军调到长辛店，以防不测。并写信给袁世凯，催他赶快离京返津，袁世凯回到天津，并没有发生像他在《戊戌日记》中所说与荣禄的谈话，而荣禄只是把他留天津，未让他回小站营中。并且像前文引张一、陈夔龙所记，荣禄对袁世凯严密防范。袁世凯听说北京发生政变。慈禧太后再出训政，捉拿康有为，吓得魂飞天外，以为密谋已经败露，故“大哭失声，长跪不起”，向荣禄表示忏悔，并将谭嗣同夜访之事，和盘托出，为保全自己，出卖了光绪帝和维新派。
4.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写于荣禄死后
荣禄是守旧派中极有头脑的人，他认为袁世凯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一心想笼络他。而且袁供出了围园劫太后的密谋，给守旧派提供了进行镇压的借口，故而宽恕和庇护了袁世凯，从此袁死心塌地追随着慈禧太后和荣禄。
谭嗣同夜访法华寺的重要史料，一是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一是袁世凯的《戊戌日记》。梁启超讳言围园劫太后的密谋，称此为守旧派的诬陷，其实维新派确有此密谋，最近发现的毕永年《诡谋直纪》是不可辩驳的铁证。但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所说亦非事实真相，他隐瞒了和维新派往来的事，讳言曾参与了密谋，而且诡称自己告密在前，听到政变的消息在后。可能因为当时社会上有戊戌年袁世凯与维新派勾结兵变的传言，袁世凯为平息传言，洗刷自己，写了《戊戌日记》，证明他一直忠于慈禧太后。好在荣禄已死，袁世凯何时告密？怎样告密？已死无对证，不为人知了。他没有想到自己在《戊戌日记》中叙述八月初三日以后的活动中露出了破绽。其他史料中的蛛丝马迹也透露了他通过徐世昌和维新派的联系，以及从北京觐见皇帝回津后受到荣禄施加的压力。
四、从现存史料中得出如下看法：
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间一度倾向于维新派。他通过徐世昌与维新派保持联系，与闻和支持他们的密谋。并且做出了使用兵力的承诺，当事机紧迫时，他又不敢做杀荣禄、兵围颐和园、劫持西太后的冒险举动。八月初五日回天津后尚未告密。八月初六日晚，听到杨崇伊带来的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事情泄露，为保全自己，和盘托出围园劫太后的密谋，致使事态扩大，大批维新派被捕、被革、被逐和六君子被杀。袁世凯的告密真相及他和维新派的关系即是如此。
(来源:新华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