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立衡向中央报告了林彪要走的消息，因此在“九一三”后最初的中央文件中还被称为功臣。然而她当时的意思却是说叶群和林立果要把林彪劫走，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她又坚持这一观点，这显然是不合乎事实的，林彪的卫士长李文普和很多人都反对这种说法。因为毕竟是林彪说了算，他不愿意走，一声令下，身边那么多警卫人员都会来保卫，岂能被“劫走”？不过说林彪出走并非本愿，那么“九一三”事件的性质显然就有了根本变化，这显然是不能被正视历史的人们所接受的。
不管怎么说，林立衡当时的报告，毕竟使林彪出逃一事暴露出来。9月12日晚上21点20分左右，8341部队的张宏、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后，二大队长姜作寿立即打电话将情况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赶到汪东兴的办公室，说：
“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
据汪东兴回忆录上记载，他当时马上打电话找周恩来。当时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主持讨论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听到林立衡报告的情况后，周恩来马上问汪东兴：“报告可靠吗？”
汪东兴回答说：“可靠。”
周恩来马上嘱咐说：“你马上打电话通知张宏，如果有新的情况，立即报告。”
汪东兴和张耀祠随后时时守在办公室的电话机旁，过一会儿张宏又来电话报告说：林立衡还报告，她听接林立果的汽车司机讲，林立果是乘专机从北京来的，这架专机现在就停在山海关机场。
由于林立衡的报告，周恩来得知了林立果是乘专机去北戴河，山海关停有专机的重要情况，马上紧张起来。他安排其他人继续开会，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一间小房子里处理北戴河方面的问题。
北戴河传来的林立衡的报告，以及各地报告的反常情况，不能不使周恩来产生警觉，并采取了非常措施。当时，为了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下令通往各重要军事机关和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直通线路马上都接通。他还让汪东兴不离开电话机，随时掌握北戴河那边的情况，接着打电话把在大会堂参加《政府工作报告》稿讨论会的吴法宪从会场上找出来，问他知道不知道有一架飞机从北京飞到北戴河去了，空军有没有调飞机。
吴法宪回答，这件事他确实不知道。据事后证实，这还是实情。
“真的没有？”周恩来严肃地追问一句。
吴法宪知道事情严重，连忙说：“真的没有。绝对没有。我以脑袋担保。”
周恩来马上要求：“你查一查，把情况迅速报给我。”
吴法宪说要问一问空军调度室，周恩来要他立即去问。
当吴法宪到另一个房间去打电话时，周恩来又打电话给汪东兴，要求立即转告北戴河的张宏。让他查一查，山海关是不是有一架专机，如果有什么新情况，马上向他报告。
张宏很快答复说，他已问过山海关机场。确实有一架专机，专机的机组人员正在休息，这个机场归海军管理。
放下这个电话，周恩来又拿起通往海军的电话。因为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的一个机场，所以周恩来让海军政委、实际上主持海军工作的李作鹏也查一查256号飞机是否在山海关。
隔了一会儿，李作鹏、吴法宪相继向周恩来总理回电话报告情况。李作鹏说：“下午到山海关的那架飞机，现在还在那里。”
吴法宪说：“我向胡萍查了一下，确实有一架飞机到山海关。胡萍说是改装好了试飞。我让飞回来，胡萍说飞机出了故障，飞不回来了。”
周恩来马上对吴法宪说：“那架飞机修好了，马上飞回来，但飞机上不准带任何人。”接着，他还指示吴法宪立即到北京西郊机场去查明情况，又派中央警卫局负责人杨德中去西郊机场寸步不离地“协助”吴法宪。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派李德生到空军负责指挥，派纪登奎到北京军区加强指挥，因为吴法宪与林彪有特殊关系，自然令人信不过。
周恩来放下电话，觉得还不放心，又打电话告诉李作鹏，让他向山海关机场传达了一个命令：“山海关机场的那架飞机要有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4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
李作鹏接到周恩来让他向山海关机场传达命令的电话后，立刻敏感地想到林彪那里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与这位“副统帅”多年的特殊关系使其难以自拔。李作鹏又联系到9月6日通过黄永胜透露给林彪的关于毛泽东巡视南方的谈话，他对周恩来追查256号飞机感到很不寻常，而且感到害怕。
“要有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4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这显然是一种非常措施。林彪乘坐的飞机要经过4个人联名批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这4个人里面，林彪的行动对黄、吴、李是从来不保密的，要4个人一起下命令，关键是要让周恩来批准才能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