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花车”不是“革命特权”
1920年代的南京远远比不上上海的繁华热闹、摩登逍遥。于是，辛苦了一周的国府要员们，每每周末挈妇将雏去上海度假。此一行为在现代政治看来似乎是颇为人性和合理的，毕竟人是有休息权的。问题是，政府的交通部门必须要为他们准备专用的特别花车来接送他们。冯玉祥对此颇为不满。他专门找到孙科，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情绪：
“我从良心上说：我真不知道，这些朋友们，每礼拜要去上海的意义与重要性，是什么！他们的职责不是都在南京吗？为什么非要去上海不可呢？……为什么国府委员个人到上海租界逛逛，也要路局替他们预备所谓特别花车呢？”
而最为他所难过的是当时交通拥挤不堪，普通民众连站票也难得一求，冯玉祥难过地叙述了自己一日在火车站的亲身经历：
“我看见，我们那花钱买票的好国民，在车里的，简直是完全粘在一起，像一车人肉饼子。可怜！他们只有动头的份，身体，是完全不能移转！……我看见一对老夫妻，穿得也很清洁的。先由老头把老婆送上去。再由上去的老婆，用绳子把她孩儿系上去，一边再由底下的老头托着小孩，一点一点的往上送。当地下只剩下他自己了，可怜那白发的老先生呵！他刚刚把两脚放在车窗上，预备往篷上去的时候，唉！一声笛鸣，正是委员的特别花车挂钩。可怜那老先生，手颤无力的，竟然被无情的车摔下来，仰卧在站台的硬地上；还要受冷酷的路警手棒的几击。车篷上的老婆，看见老汉摔下，想望望他，几乎也作了第二个不幸者。而小孩，因为惊吓，早已大哭起来了。——于是，地上的嘟囔着，篷上的嚷着，小孩哭着，路警骂着；几个找不到位置的乘客，围着。……我们特别花车的委员们，在五彩灯光底下，而现鄙夷不屑的神气，也在望着！”
也许受老冯这番声情并茂的控诉所感动，孙科慨然同意与冯一起联名提议取消特别花车，当然完全取消是不可能的，只是变通了一种方式：在普通列车上加挂三辆头等客车。
这些言行发生在一生不嫖不赌不毒不贪的冯玉祥身上，一点不足为奇。但这在鱼龙混杂的官场，尤其是缺乏严密纪律和严格政治操守的国民政府里，却是惊世骇俗的。冯玉祥似乎是个官场愤青，颇有海瑞、包公的气度。无奈这是在同整个体制作战，不，是在同整个政治文化传统作战，其后果自然不言而喻了。据他的部下讲，时任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这样说道冯：“没有一个人能与老冯相处和合作的。”所以，他自己也始终在此环境里落落寡欢，郁闷不堪，加之派系争权夺利，他不久自动离职逃走。
冯玉祥知晓民间疾苦，为人虽机智灵敏，然在世道日下、军阀混战的政治和社会生态下，出于中国朴素的民本主义、民生主义、传统英雄主义的驱使，加之各种新颖的救国救民思潮的不断侵染，使之没有一般军阀官僚的私生活腐化的弱点，且怀有为民请愿的传统中国政治公德。其道德理想主义之重已到了“不仅我是圣人，大家都必须是圣人”的境地，实有超度一切的神圣责任感。如其仅为一介文人，自可任由使之。只是他是政治茶座中的重要成员，你不喝茶尚不可以，何况还不让他人品味？更重要的是，政治现实主义使他这个精明的政治军人不能不常常采取必要的防范手段，有时也难免落下被人诟病的地方，甚至以为其是作秀。平心而论，他的有些道德主义的主张是在当时难以实行的，就是再过100年也难以完全实施。比如，军队为了正规化而实行下级面见上级必须敬礼的制度时，他也加以反对，以为这与行跪拜礼是一回事，这就有点苛刻了。说到底，他是没有清楚平等与平均的政治含义。但这是符合民意的，所以中国的政治生活里必须要有这样的人物，否则人们可能对这个体制就会绝望，正气歌就没有人演唱了。程美东（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