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山上，阎锡山自己动手建房子，时任阎锡山侍卫的张日明说，一开始，他们住的房子是木板墙和石棉瓦顶。这些生于山西，长于山西的人哪里见识过风急雨骤的台风？台风一来，石棉瓦就被吹飞了，他们就接着在屋顶上面铺草，结果台风又来了，草顶也不见了。
山上没有电灯，没有电话，也没有自来水。蒋介石过去“慰问”闲居的阎锡山，看到他这里如此简陋，就送了他一个军用电话，以方便阎锡山的写作--在赋闲后，阎锡山就爱上了读书写作，写了《三百年的中国》等20多本书；蒋介石也乐得他这么做，更希望他真的是心境淡泊，超然世外。
远离家乡，阎锡山很想念黄土高原上的窑洞，于是就用水泥，在菁山上建了两个窑洞，并命名为“种能洞”。在窑洞里，他把部属们召集起来像往日一样开会，并且加以记录。
在山上，阎锡山还租地建了一个“种能农场”，养鸡养猪，开梯田种橘子。那时阎锡山每月可以领5万元台币，但是这些钱要一群人来用，不免显得捉襟见肘，为了给部属们张罗生计，阎锡山也想着另外的生财之法--开了一家印刷厂。
但是部属们还是渐渐离他而去，他的部属王延年讲述当时的情况是：“我们都感觉没有意思了，靠他吃饭不如出来自己吃饭”，于是时间一长，“大家慢慢地散伙了”，有的部属在台北找到了事情做，就搬离了菁山。
阎锡山身边的人少了，山上又没有什么活动，有朋友担心他会寂寞，劝他信教，做教徒，他回信说：“我一天忙得很，不寂寞。”
1960年5月20日，蒋介石庆祝他就职“总统”12周年，庆祝大会异常热烈，但是阎锡山没有参加，这一天他正患着重感冒，还有气喘。第二天的中午，阎锡山即被紧急送往医院，两天后病逝，时年78岁。
在台湾度过寂寞的晚年后，死后的阎锡山迎来了属于他的隆重的葬礼。葬礼由何应钦主持，蒋介石亲临致祭，并送一块匾额，上写“怆怀耆勋”。
他在生前，即在每年的大年初一修改遗嘱、自写挽联。在他去世后，用的也是自己写的挽联，并且不止一幅，其中一幅是：“有大需要时来，始能成大事业；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
何应钦：左右不逢源
比起阎锡山和胡宗南，何应钦在去台湾前，就开始“未雨绸缪”了。1949年6月，刚刚卸任“行政院院长”，他就决定去台北了。
他先把家当运到台北，有床铺、办公桌、衣柜，还有他夫人的梳妆台，这些东西都重得很，是用最好的檀香木做出来的。
1949年年底，何应钦住进了台北牯岭街的家中，这里“冠盖如云”，住的都是国民党的一级上将们，他的女儿何丽珠那时17岁，记得“那个时候孙立人就住在现在的陆军招待所那边，离我们家很近，所以那时候孙立人常常到我们家来聊天，还有前面一个桂永清，那个时候他是参谋总长，是黄埔一期的”。
何应钦的邻居们晚上会到他家里来坐坐，“聊聊天，发发牢骚”，同时也观察着自己该做一些什么。
早在“西安事变”时，何应钦打算以军队讨伐张学良，使得蒋介石的生命受到威胁，由是两人结下了“梁子”。现在来到台湾，毫无疑问的属于寄人篱下，何应钦要想获得一席之地，就更加不能不看蒋介石的脸色行事。
于是在1952年2月，何应钦公开表示支持蒋介石“复职”，同时谴责李宗仁“不忠不义”。国民党在台湾展开“改造”，本来就是要让“老人”们离开权力中心，何应钦却为“改造”积极献计，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评议委员”，但在“改造”结束后，何应钦也随之被挤出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剩下“战略顾问委员会主委”一个空头衔，到了1972年，“战略顾问委员会”不再设主任一职，何应钦成为委员，更加无事可做，闲在家里。
何应钦又不像阎锡山那样能“闲得住”，还是要找事情来做，就这样，他参与了“国际冷战”。当时有一个反对共产主义的国际组织叫做“世界道德重整委员会”，1955年5月20日，这一组织与何应钦联系，希望他能帮助该组织访问台湾。何应钦立刻向蒋介石报告，正为“反攻大陆”而苦恼的蒋介石听了很高兴，表示欢迎访问团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