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人数减少了一大半，但张闻天的压力反而更大，因为内容转到他最感痛苦的“里通外国”问题上去了。据他的夫人刘英后来说，她以前没见过闻天落泪，这时却看他不住地流眼泪。拖拖拉拉开了大约两三个礼拜的会，由于张闻天要住院动手术，也只好停开了。后来再和军委扩大会一起听了几天中央领导的讲话，外事会议就正式宣布结束，反右倾的批斗战场也从中南海移到了外交部。
我揭发张闻天批判张闻天的外事会议一开始，我就发现自己对这场斗争的认识和思想准备实在差得太远了。
外事会议开始后，陈毅曾向外交部全体党员干部作了一次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和动员反右倾的报告。报告相当温和，还特别讲到对张闻天身边工作人员的态度问题，说应该根据各人的情况，不能因为跟张闻天工作就受株连，我们不搞封建社会那种瓜蔓抄，要不然以后还有谁敢给我们当秘书？对我来说，听了这几句话，等于吃了一颗定心丸，以为这次运动会比较文明些。可是事实很快就粉碎了我的幻想，不但会上会下压我揭发张闻天，要我对跟毛主席还是跟张闻天做出抉择，而且生活和行动也受到一定管制，例如晚上服用安眠药得由办公厅主任韩念龙经倪立羽每次给一片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我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首先我必须强行转换一个观念，就是毛主席和三面红旗都是正确的，我和张闻天过去看到的都是局部现象，以偏概全。但是对张闻天反党反毛主席，我的脑子还是转不过弯来，虽然有些和我关系较好的老同志，如姚仲明等，给我讲过去的历史，可我在与张闻天十多年的相处中就是找不出“反”的证据。不管找得出找不出，当时直接面临着在毛主席党中央和张闻天之间的抉择。无论从什么角度说，我都 只能选择跟毛主席这一条路。
最后还有个个人过关问题，凡参加过政治运动特别是挨过整的人，都会感受到过关之难。就是这次庐山会议，我看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检讨交代，也都是翻箱倒柜，真货假货一起向外倒，除“里通外国”外，真是要什么给什么，像我这样的小干部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呢？所以经过三四天的思想斗争，我已“豁然开朗”，下决心同张闻天划清界限，站出来揭发批判张闻天。
决心既下，于是就要决定揭发的内容和揭发的尺度了。大家对我的期望值最高，认为与会者以至在整个外交部，除刘英外，只有我掌握的“材料”最多。我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这一切又只能自己一个人想，不能和任何人商量，最后自己内心定了这么几条：一是可以随大流无限上纲，但决不捏造事实；二是尽量多讲反对三面红旗的言论，不讲或少讲外交方面的问题；三是自以为关系重大、人们又无法得知的事情，就坚决不说。其实，这几条也只是当时大概的想法，没有也不可能做出严格分类，不过实际上还真是这样做的。
我的揭发内容，现在想来并没什么了不得，反倒证明张闻天的正确。例如大跃进是大轰大嗡，比例失调如何严重、许多东西都买不到；大炼钢铁得不偿失、炼出来的不是钢是烧结铁；放卫星是胡闹，讨好领导、造假成风；区大姐(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区梦觉)说广东已经出现饿死人的事等等。
这些话现在看来无所谓，但在当时讲出来还是很严重的。我的错误不但在于揭发出了这些私下谈话(多是我们一起散步时的议论)，主要的还是把这些上纲为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群众运动，和毛主席对着干。特别是我提到饿死人的问题，更引起人们的声讨，说是造谣。因为直到这时，外交部还没有人意识到中国社会经济已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而认为是形势一片大好。
我现在实在想不起我的揭发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但作用和影响却不是一般人可比。这是因为第一，没有人能够揭发出这么多和这么具体的问题；第二，我是被视为张闻天“亲信”的。所以当我的发言一结束，会议主持者就说：“洛甫同志，你已经众叛亲离了！”
看得出来，张闻天对我的发言是有几分愤怒的，“文革”以后，刘英还告诉邓力群，闻天对何方的发言感到非常难过，心里凉了一半。其实我在揭发的时候心里也很难过，思想斗争很激烈，后来也一直为这件事后悔，直到现在也没有解脱。由于此后我再也没能见到他，所以就永远失去了当面检讨的机会，只能想别的办法赎罪补过了。这也是我进入耄耋之年才改行学习党史和研究张闻天的原因。
但是我的揭发还是有保留的。有些我认为关系重大又只是张闻天和我两个人谈的，我就没揭发，主要是涉及毛主席的问题。例如他跟我谈《新民主主义论》对国际形势特别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估计不正确或者已经过时；对1954年毛主席批评没有及时突出台湾问题不以为然，说不应该急着解放台湾和争当反美先锋，还是先把大陆上的事情办好，台湾被日本占了五十年，中国还不是中国等等。我没讲这些当时认为属于尖端问题的原因，倒不是为了保护张闻天，主要还是怕说不清楚，麻烦越惹越多。所以这并不能减轻我在揭发张闻天问题上的罪责。因为我是张闻天最亲密的人之一，我的揭发和别人不一样。所以我确确实实错得严重了，人应该承认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