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判断大体上是不错的，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固然不是因为党内有任何反对意见，但与中共领导人之间经济政策的分歧密切相关。八大提出设党的名誉主席表明，毛泽东这时已经有意退居二线。后来，毛泽东提出反“反冒进”，以后又搞“大跃进”，实际上直接站在最前沿指挥经济建设。1958年底，“大跃进”造成了明显的经济混乱，困难重重，党内外意见纷纷，毛泽东难以收拾残局，不得不在八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职务，退居二线。
中苏同盟不会破裂
中苏之间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开始陆续出现一些意见分歧。评估报告认为，“中国几乎肯定将保持与苏联的牢固结盟”，“将继续承认莫斯科作为共产主义世界的领袖”，随着中国地位的加强，“将来肯定会有些摩擦，但不太可能损害我们所评估的这一时期的中苏合作”。
直到1959年7月28日，中情局仍断定：“在我们评估的这个时间段，中苏同盟将会保持紧密合作，共同对抗西方国家，当然，苏联在联盟中将继续保持领导地位。”尽管中苏之间存在分歧，但“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必须维持现状”，“这些分歧的主要后果是不断要求这两个国家在制定政策时相互为对方留有余地，而不是削弱联盟本身”。
中情局对中苏关系前景做出的乐观估计，主要出于理性的分析，认为中苏在战略利益上完全一致，他们要对付的共同敌人是美国，所以不会做出自相残杀的蠢事；此外，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都要倚赖苏联的帮助，所以必然服从莫斯科的指挥。殊不知，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在庐山决定，他要向赫鲁晓夫及所有怀疑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人“宣战”。半年以后，中苏分歧便公开化，两个盟友反目成仇。
中国无力发展导弹和核武器
谈到核武器问题时，中情局认为，“到1963年，中国几乎肯定还不能依靠自己的能力发展导弹或是核武器”，苏联可能会向中国提供核武器，但是核按钮将掌握在苏联人手中。即使不在中国部署核弹头，“只要中苏的利益需要，它们就可以被迅速利用上”。
现在看来，这些判断是完全错了。个中原因大概是多方面的，如情报来源有限，文化背景存在较大差异，以及对共产党国家决策程序缺乏必要的了解等。此外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即毛泽东把中国带入世界强国之列的远大抱负，实现社会主义宏伟理想的顽强精神，以及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坚定信念。他为了实现这一切而展现出的个性中的许多东西，恐怕是难以纳入理性分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