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关锋起草的这篇社论，影响也十分恶劣。社论发表后，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纷纷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解放军，贴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大字报，冲击解放军军营，殴打部队干部战士，抢劫枪支弹药，甚至公然抢劫解放军的武器弹药库。
1967年8月5日，也就是王力、关锋“揪军内一小撮”社论发表的第四天，西安市的街头就贴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大字报和大幅标语，赫然入目，耸人听闻。一派群众组织动员了数万人上街游行示威，在部队门前静坐。而与其对立的另一派群众组织也动员了数万人上街游行，并高喊口号：“反军乱军，绝无好下场！”
原本矛盾已经得到缓解的西安市两派群众组织，转瞬间就怒目而视，变得不共戴天，水火不容。两派的矛盾逐步激化，并最终于1967年9月2日发生了一起较大规模的武斗事件。幸亏解放军官兵及时赶到武斗现场，才避免了更大的伤亡。
1967年9月4日，设在西安市的军部总机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是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打来的，说总理要胡炜军长接电话。
胡炜拿起话筒，听到了总理那熟悉的声音。周恩来告诉胡炜：西安市有一派群众组织离开了西安，窜到陕西省某地的解放军武器库附近一带，与当地的造反派组织纠集在一起，企图抢劫那里的武器弹药。
介绍完情况，周恩来以一种命令的口吻说道：“胡炜同志，你要派部队严加保护。必要时，可以开枪！”
如同在战争年代接受战斗任务一样，胡炜双腿并拢，笔直挺立。他手持话筒，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斩钉截铁地说：“请总理放心，我们坚决执行总理的命令，保证完成任务！”
造反派武斗升级，由大刀、长矛发展到动用真枪、真炮。中央颁布命令：解放军在遇到特殊情况时，“有权自卫反击”。西安市造反派抢劫武器弹药库的企图未能得逞
在采访中，当听胡炜将军说周恩来总理曾经亲自向他下达过“可以开枪”的命令时，笔者感到非常惊讶。这种极为罕见的现象，不仅仅是笔者，恐怕就连长期从事党史研究工作的同志也是闻所未闻的。那么，究竟是什么万不得已的原因促使周恩来用了如此严厉的措辞呢？为了搞清楚这一事件的历史背景，笔者查阅了很多相关的资料，并作了大量调查。
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地的武斗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武斗初期。造反派使用的武器一般是砖头、棍棒、大刀、长矛等，尚属冷兵器时期。二、武斗进行到一定的阶段。此阶段，各地对立的武斗队都想置对方于死地，都觉得原先那么打了不过瘾，于是都想方设法去搞武器装备。
为了弄到真枪真炮，他们首先把目光投向了基层的人民武装部和民兵组织。20世纪60年代，我国中型以上的国营工厂、农村的人民公社都设有人民武装部和民兵组织，并配备了一定数量的武器弹药。所以，最先遭到“造反派”抢劫的是这些基层人民武装部和民兵组织的武器弹药。
当江青“文攻武卫”的讲话和王力、关锋“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出笼之后，造反派就开始公然抢劫所在地军分区、省军区、解放军部队的武器弹药。
1967年8月9日，浙江省军区军械一库、二库的武器弹药先后遭造反派抢劫，被抢走的有迫击炮、轻重机枪、冲锋枪、手枪、信号枪、手榴弹、子弹等。7月底至8月下旬，湖南省邵阳军分区、邵阳武装部的武器弹药库先后遭造反派抢劫，被抢走的有各类枪支、迫击炮、手榴弹、子弹等。
针对这种严峻的局势，1967年9月5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了《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
命令重申：任何群众组织和任何人，不管是属于哪一派，不许以任何借口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抢夺军火仓库、军用仓库和国防企业中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拦截火车、汽车、船舶上装载的武器弹药；不许外部人员进驻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今后如有违反此命令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当地驻军在执行上述命令日寸，首先要耐心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讲清道理，进行劝阻。如劝阻无效，可对空鸣枪警告，令其撤回。在劝阻和警告无效时，可宣布这种抢夺是反革命行为，并采取措施对其少数的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遇到这些人拒捕和抵抗时，人民解放军有权实行自卫反击。在海防、边防、沿海岛屿和国防、机要重地值勤的战士遇有人夺枪时，有权自卫反击。
